蒋方舟的博客

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

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 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

底下众多人回帖：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傻得可爱”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长大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虽然干瘪，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有一种“情怀党”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情怀党”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文傻”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和“非文傻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所谓“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的微博，还说“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 这事是真的。在某著名理工科大学教室的打水房里，一男一女在排队。女生忽然回头对男生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说：“哦，那我先打水吧。” 还是这所著名的理工科学校的BBS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热帖，叫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主贴是怀旧自己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 N年前某天我约了我刚表白没几天的mm一起出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又在校园里闲逛，然后送出了我的firstkiss。逛到十一点钟回宿舍，她的宿舍已经锁门了，在快到她们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要是锁门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可是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屁颠屁颠地跑到她们门口拉了一下门，门开了……然后我很haippy的说，还没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底下众多人回帖：“伊是隔壁班的美女，上大课的时候要到了我的手机号。某次约出来了，晚秋，夜晚，小树林边。美女说：我冷。我说：咱一起跑跑，跑跑就暖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某女当年约会俺，悄悄和我说：谁谁谁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呢，真过分。我说，是啊，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让他们说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师妹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明天早上图书馆门口约给我见，然后第二天到图书馆门口，没见到她说的女朋友，只见到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师妹。俺大呼上当，扬长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发帖者们回忆自己当年错过了许多暗示，语带懊悔，但是也有些微妙的得意——觉得这种“不解风情”并不是什么愚钝的表示，觉得这顶多算“傻得可爱”。 经常会有人羡慕理工科学校的女生，觉得物以稀为贵，的确，她们少得像快要灭绝的稀有动物，可在那些男生眼里，她们也仅仅是稀有动物而已。 理工科男生们经常哭天抢地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可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差、活成卢瑟儿（失败者）、没人喜欢，而是一心向学、为人正直、坐怀不乱，待到功成名就的时候，车子会有的，房子会有的，mm也会有的。 这就是理工男最不让人喜欢的地方：他们的木讷固然也是一种美；他们的实际大多数时候能派上用场；他们的不解风情，总有一天也会“学着自己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长大”；可他们的优越感，几乎喷薄而出，让人难以忽略不计。 从小到大，无数老师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理科学不好了才会去学文科。”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印象之下：学文的人比学理的人普遍智力更低。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谁都没有统计和证实过，说到底，检验智商这回事，发言权不还是在学理的人手里么？ 于是，文科的人在学理的人面前多少有点自卑，相信他们情商低是因为智力过高，毫无情趣是因为不拘小节，内心虽然干瘪，可他们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 我曾经与一个理科生争辩“到底是曹雪芹伟大还是袁隆平伟大”的问题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他以“没有人研究怎么种水稻曹雪芹早就饿死了”的结论单方面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理科生，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在国外，法律系是总统的摇篮，制度立国；而在中国，近几年国家领导人皆出自于理工科大学理工系，技术治国。理科生的法宝是《大学》里的话：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诚意，欲诚意先致知，欲致知先格其物——这句话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科生们总是认为“空谈误国”，口头禅是“做大做强”。他们觉得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怎么分并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一种“情怀党”和“工业党”的划分方法很是有市场。所谓“情怀党”，不分左右，都是叉着腰骂街的发牢骚的；而“工业党”，则是埋头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干活的。 理科生们把自己放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道德高地上，让人也无从辩驳，从小就被灌输“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科生们，只好承认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铁分文，百无一用是书生。 从前，理科生们把人分成“文青”和“非文青”。现在，他们把人分成“文傻”和“非文傻”。所谓“文傻”，或受限于先天智力的缺陷，或受困于后天的教育，对事实和逻辑罔顾，不仅无用，简直愚蠢，只会抒情，毫无智力活动的迹象。 《麦田守望者》里有一段对文学艺术的讽刺，很有代表性——“我由于自己愚蠢，一直以为她十分聪明。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对戏剧文学之类的玩意儿懂得很多。要是一个人对这类玩意儿懂得很多，那你就要花”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很大功夫才能发现这人是不是真正的愚蠢”。 而微博上曾经有个著名的掐架，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女神王菲与科学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方舟子。大年初三，王菲在其微博上转了一条“木制佛像在大火中竟然丝毫无恙地屹立在夕阳中”的微博，还说“无以言表，不可思议，顶礼遍知佛尊”。 方舟子回应道：“还有无数尊葬身火海的佛像你也别忘了顶礼。谁要觉得这尊佛像不可思议的，拿来点把火试试？” 在一部分理科生眼中，宗教是跳大神，文学是扯淡，经济学是骗钱，法律是无中生有，历史都是骗人的，政治就是“综合国力”的成王败寇。这种认识确实让人无法反驳，因为把人掰开了揉碎了，也只不过是60多种化学元素。 美剧《生活大爆炸》让理科生们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geek”，表示自己智力超群，性情古怪。“geek”让他们的毫无个性忽然变得时髦奇突起来。 我心目中的geek，是《美丽心灵》中的纳什，他的同事曾经这样描述他：“所有的数学家都同时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中。一个是柏拉图式的冰清纯净的世界；同时他们也得生活在短暂、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混沌、且需不断顺应变化的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geek，内心有一个纯净如水的科学世界，他们孤僻，但对于俗世人间的浪漫却有含蓄的向往。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著   蒋方舟译

                       二

    我在我父母留下的图书馆的残骸里写下这些回忆，书架因为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著 蒋方舟译 二 我在我父母留下的图书馆的残骸里写下这些回忆，书架因为蠹鱼日复一日的侵蚀将塌未塌。已说了太多，已做了太多，让我度过残生的，也许几本字典就可以打发了。首先是贝尼托•皮瑞斯•加尔多的《旅行札记》的头两部。另外一本是《灵山》，它帮我理解我母亲因为肺炎而扭曲的情绪。 和我其他的家具不一样，也和我不一样，我写作的那张大桌子随着岁月流逝反而越来越健康了，因为我那个曾经在船上当木匠的祖父，是用最好的木头打造它的。即便我不写作，我也每天早上用毫无意义的精细劲儿去收拾它，以致于我失去了很多情儿。我手边有很多书做伴：两卷1903年出版的皇家学院的《初级词典》，塞巴斯蒂安德比亚斯的《西班牙语宝鉴》，安德鲁斯贝罗的语法书，在修辞学上帮助了我很多。胡里奥卡萨雷斯具有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词典》，妙处在它解释同义词和反义词。尼古拉金加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帮助我理解我在摇篮中习得的我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词典，因为它是其他两本的母本，所以我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的左边，我为了周日的专栏放着五片碎纸片，还有为了吸墨水而装满沙的海螺，比起现代的吸墨纸，我更喜欢用这个。在右边，放着墨水池、金笔以及和它配套的香脂木的底座。直到现在，我仍然使用着母亲教我的那种浪漫的笔迹，而不使用她那个做了一辈子公证员和书记的老公的速记法。曾有一段时间，报社要求所有人都按顺序打字，这样在排字上更精确，但我从没适应这个鬼要求。我一直手写，然后让人母鸡啄食一样费劲地用打印机录入，这是作为一个老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今天，虽然退休，但没有投降，我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电话被拔掉了所以没人能打扰我，没有审查官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看我在写些什么。 我独居，没有狗、鸟、或者仆人——除了总是拯救我于预期之外麻烦的忠诚的达米阿那，她每周过来一次料理我的生活，可即使在她擅长的领域，她也早失远见和聪颖。我母亲临终前，要求我在还年轻的时候娶一个白皙的女人，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儿要继承她、她妈妈、她奶奶那个共同的名字。我打算遵循她的遗志，但我关于“年轻”的定义是如此多变，回过神来，我已错过。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我不小心开错了意大利商人一家在帕多马屋子的门，看见了他们最年轻的女儿西蒙娜•欧提兹赤身裸体地在隔壁卧室午睡，她背朝着门躺着，转头用越过肩膀的锐利目光射向我，以致我都没来得及逃跑。哦，对不起，我嗫嚅，心脏仿佛在嘴里跃动。她微笑，羚羊般优雅地转过身，向我展示她的全部身体。整个房间都被她的狐媚所渗透。她并不像舞台上的奥林匹亚那样一丝不挂，她耳后别着有橘色花瓣的毒花，右手手腕戴着金色手镯，颈上有小珍珠项链。我想，有生之年恐怕再难遭遇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现在发现，确是如此。 我猛地关上门，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尴尬，发誓要忘了她。但是西蒙娜•欧提兹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放话，给我留挑逗的字条和残忍的威胁，造谣说尽管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但疯狂相爱。她是个难以抗拒的女人，有双野猫一样的眼睛，即便穿着衣服也像裸体一样充满挑逗，丰盈的头发是浮夸的金色，她女人的气味，让我在夜里不得不放块抹布在枕边来擦拭体液。我知道这冲动永远不会转化为爱，但是这种邪恶的诱惑是如此强烈，让我在街头寻找每个绿眼妓女来泻火。她给我留下的在帕多马床上的记忆之火光，永远扑灭不了，所以我投降了，正式同意执子之手，交换了戒指，承诺在圣灵降临节前举行盛大婚礼。 这个新闻在唐人街引起的震动大于在联谊会。开始，大家只是嘲笑，后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不看好，一些博学的女人认为婚姻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荒谬。我的订婚典礼遵循了基督教对仪式感的一切要求，在我未婚妻屋子的阶梯上，装饰了亚马逊流域的兰花和悬挂的藤萝。我在七点到达，穿着白色亚麻的礼服，带着手工制作的珠子和瑞士巧克力作为礼物，然后我们聊天，一半密语一半严肃。直到十点，被一眨眼就睡着的阿珍妮达阿姨照看着。这一天，如同小说的开头第一章。 随着认识逐渐加深，西蒙娜变得越来越贪婪饥渴。当六月湿热，她会松开紧身衣和小外套，白天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见她在夜晚饿狼扑食的饥渴。订婚两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她毫无预警地把孩子的话题摆到台面上，用生羊毛为新生儿钩小靴子。我作为配合的未婚夫，学着开始和她一起钩编，用这样的方式打发婚礼前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光阴。我为男婴儿钩蓝色的靴子，她为女婴儿钩粉色的靴子，我们看看谁猜对了。我们一共钩了足够五十个婴儿穿的靴子。在十点之前，我会爬进行李箱里，在唐人街与上帝度过平静的夜晚。 相对于在联谊会那个沉闷的夜晚，唐人街给我举办的狂风骤雨般告别单身的晚上简直是反面。这种对比，帮助我搞清楚这两个世界哪个才属于我，我希望两个都属于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机，因为无论我身处其中哪个世界，都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如同帆船在大海远行而去一样令人心碎地离开。婚礼前的晚上，在《拉巴斯日报》报社的舞会上有一个终极庆典，那种待遇只有加利西亚沉迷肉欲的神父可以享受，所有人穿女装，戴着面纱和橘花，与我成亲。我身处一个亵神逆天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都向我表达爱欲与顺从，而我以忠诚相报，直至死亡。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对于恶兆的预感如影相随。午夜时，我开始数大教堂的钟声，直到可怕的第七声响起，那时我本该在教堂结婚。在第八声钟声响起时，电话铃响了，漫长、坚韧、未知，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仅没有应答，甚至忘了呼吸。在第十声钟响之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始是用拳头轻拍，后来是一个我认识且厌恶的声音大喊大叫。我怕他们会把门推到，但是当第十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被遗留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当中。我哭，为她，也为自己。我祈祷，全心全意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她。上苍没听清我的祷告，因为在同一个夜晚，西蒙娜•欧提兹离开了这片土地，二十年之后才回来，已婚，带着七个本该是我的孩子。 我很难在《拉巴斯日报》维持自己的位置和专栏，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七版。不过，并不是因为这桩社交丑闻，而是因为千禧年带来了盲目热情：“发展”成了这所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在天空穿梭，商人们把装信的麻袋扔进垃圾车，开始用航空邮件。 唯一没变的，是我在报纸里的专栏。年青一代像摧毁木乃伊一样对它发起了攻击，我保持着自己的腔调，对革新之风气毫不妥协，对一切异议装聋作哑。四十岁时，年轻的员工把我的专栏命名为《穆达拉老混蛋有话说》。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跟紧时事。他做出一副深思熟虑过的样子严肃地说：时代变了。 是的，我说，往前走了，可不还是围着太阳转么。 他保留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干的编辑。我自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总是一副贪婪的嘴脸，忘了一开始对未来的期待，直到有一天，发现所谓未来，并非想象中的未来，这时，便开始虚伪地怀旧。我周日的专栏还在那儿，像摧枯拉朽地毁灭旧时代后伫立的废墟，他们意识到，我的专栏不仅是给老人看的，还给那些不畏惧变老的年轻人。我的专栏回到了社论版，偶尔甚至在头版。 不管谁问，我都说真话：是那些婊子们，让我没空结婚。而我永远无法解释九十岁生日那天奇怪的欲望，那时我刚刚离开罗莎•卡巴卡斯的屋子，决定永不激怒命运，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的心情被那一大帮靠着公园栏杆的流民弄得很糟糕。我看到达米阿那趴在客厅擦地，相对于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的大腿让我心思活络了一下。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立刻用裙子遮住腿。 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阿那，关于旧日，你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但你的问题让我开始回忆。 我感觉到了胸腔内的沉重，告诉她：我从未坠入爱河。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过。然后她一边继续擦地一边说：我为你哭过二十二年蠹鱼日复一日的侵蚀将塌未塌。已说了太多，已做了太多，让我度过残生的，也许几本字典就可以打发了。首先是贝尼托•皮瑞斯•加尔多的《旅行札记》的头两部。另外一本是《灵山》，它帮我理解我母亲因为肺炎而扭曲的情绪。

    和我其他的家具不一样，也和我不一样，我写作的那张大桌子随着岁月流逝反而越来越健康了，因为我那个曾经在船上当木匠的祖父，是用最好的木头打造它的。即便我不写作，我也每天早上用毫无意义的精细劲儿去收拾它，以致于我失去了很多情儿。我手边有很多书做伴：两卷1903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著 蒋方舟译 二 我在我父母留下的图书馆的残骸里写下这些回忆，书架因为蠹鱼日复一日的侵蚀将塌未塌。已说了太多，已做了太多，让我度过残生的，也许几本字典就可以打发了。首先是贝尼托•皮瑞斯•加尔多的《旅行札记》的头两部。另外一本是《灵山》，它帮我理解我母亲因为肺炎而扭曲的情绪。 和我其他的家具不一样，也和我不一样，我写作的那张大桌子随着岁月流逝反而越来越健康了，因为我那个曾经在船上当木匠的祖父，是用最好的木头打造它的。即便我不写作，我也每天早上用毫无意义的精细劲儿去收拾它，以致于我失去了很多情儿。我手边有很多书做伴：两卷1903年出版的皇家学院的《初级词典》，塞巴斯蒂安德比亚斯的《西班牙语宝鉴》，安德鲁斯贝罗的语法书，在修辞学上帮助了我很多。胡里奥卡萨雷斯具有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词典》，妙处在它解释同义词和反义词。尼古拉金加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帮助我理解我在摇篮中习得的我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词典，因为它是其他两本的母本，所以我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的左边，我为了周日的专栏放着五片碎纸片，还有为了吸墨水而装满沙的海螺，比起现代的吸墨纸，我更喜欢用这个。在右边，放着墨水池、金笔以及和它配套的香脂木的底座。直到现在，我仍然使用着母亲教我的那种浪漫的笔迹，而不使用她那个做了一辈子公证员和书记的老公的速记法。曾有一段时间，报社要求所有人都按顺序打字，这样在排字上更精确，但我从没适应这个鬼要求。我一直手写，然后让人母鸡啄食一样费劲地用打印机录入，这是作为一个老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今天，虽然退休，但没有投降，我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电话被拔掉了所以没人能打扰我，没有审查官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看我在写些什么。 我独居，没有狗、鸟、或者仆人——除了总是拯救我于预期之外麻烦的忠诚的达米阿那，她每周过来一次料理我的生活，可即使在她擅长的领域，她也早失远见和聪颖。我母亲临终前，要求我在还年轻的时候娶一个白皙的女人，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儿要继承她、她妈妈、她奶奶那个共同的名字。我打算遵循她的遗志，但我关于“年轻”的定义是如此多变，回过神来，我已错过。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我不小心开错了意大利商人一家在帕多马屋子的门，看见了他们最年轻的女儿西蒙娜•欧提兹赤身裸体地在隔壁卧室午睡，她背朝着门躺着，转头用越过肩膀的锐利目光射向我，以致我都没来得及逃跑。哦，对不起，我嗫嚅，心脏仿佛在嘴里跃动。她微笑，羚羊般优雅地转过身，向我展示她的全部身体。整个房间都被她的狐媚所渗透。她并不像舞台上的奥林匹亚那样一丝不挂，她耳后别着有橘色花瓣的毒花，右手手腕戴着金色手镯，颈上有小珍珠项链。我想，有生之年恐怕再难遭遇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现在发现，确是如此。 我猛地关上门，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尴尬，发誓要忘了她。但是西蒙娜•欧提兹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放话，给我留挑逗的字条和残忍的威胁，造谣说尽管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但疯狂相爱。她是个难以抗拒的女人，有双野猫一样的眼睛，即便穿着衣服也像裸体一样充满挑逗，丰盈的头发是浮夸的金色，她女人的气味，让我在夜里不得不放块抹布在枕边来擦拭体液。我知道这冲动永远不会转化为爱，但是这种邪恶的诱惑是如此强烈，让我在街头寻找每个绿眼妓女来泻火。她给我留下的在帕多马床上的记忆之火光，永远扑灭不了，所以我投降了，正式同意执子之手，交换了戒指，承诺在圣灵降临节前举行盛大婚礼。 这个新闻在唐人街引起的震动大于在联谊会。开始，大家只是嘲笑，后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不看好，一些博学的女人认为婚姻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荒谬。我的订婚典礼遵循了基督教对仪式感的一切要求，在我未婚妻屋子的阶梯上，装饰了亚马逊流域的兰花和悬挂的藤萝。我在七点到达，穿着白色亚麻的礼服，带着手工制作的珠子和瑞士巧克力作为礼物，然后我们聊天，一半密语一半严肃。直到十点，被一眨眼就睡着的阿珍妮达阿姨照看着。这一天，如同小说的开头第一章。 随着认识逐渐加深，西蒙娜变得越来越贪婪饥渴。当六月湿热，她会松开紧身衣和小外套，白天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见她在夜晚饿狼扑食的饥渴。订婚两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她毫无预警地把孩子的话题摆到台面上，用生羊毛为新生儿钩小靴子。我作为配合的未婚夫，学着开始和她一起钩编，用这样的方式打发婚礼前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光阴。我为男婴儿钩蓝色的靴子，她为女婴儿钩粉色的靴子，我们看看谁猜对了。我们一共钩了足够五十个婴儿穿的靴子。在十点之前，我会爬进行李箱里，在唐人街与上帝度过平静的夜晚。 相对于在联谊会那个沉闷的夜晚，唐人街给我举办的狂风骤雨般告别单身的晚上简直是反面。这种对比，帮助我搞清楚这两个世界哪个才属于我，我希望两个都属于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机，因为无论我身处其中哪个世界，都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如同帆船在大海远行而去一样令人心碎地离开。婚礼前的晚上，在《拉巴斯日报》报社的舞会上有一个终极庆典，那种待遇只有加利西亚沉迷肉欲的神父可以享受，所有人穿女装，戴着面纱和橘花，与我成亲。我身处一个亵神逆天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都向我表达爱欲与顺从，而我以忠诚相报，直至死亡。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对于恶兆的预感如影相随。午夜时，我开始数大教堂的钟声，直到可怕的第七声响起，那时我本该在教堂结婚。在第八声钟声响起时，电话铃响了，漫长、坚韧、未知，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仅没有应答，甚至忘了呼吸。在第十声钟响之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始是用拳头轻拍，后来是一个我认识且厌恶的声音大喊大叫。我怕他们会把门推到，但是当第十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被遗留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当中。我哭，为她，也为自己。我祈祷，全心全意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她。上苍没听清我的祷告，因为在同一个夜晚，西蒙娜•欧提兹离开了这片土地，二十年之后才回来，已婚，带着七个本该是我的孩子。 我很难在《拉巴斯日报》维持自己的位置和专栏，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七版。不过，并不是因为这桩社交丑闻，而是因为千禧年带来了盲目热情：“发展”成了这所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在天空穿梭，商人们把装信的麻袋扔进垃圾车，开始用航空邮件。 唯一没变的，是我在报纸里的专栏。年青一代像摧毁木乃伊一样对它发起了攻击，我保持着自己的腔调，对革新之风气毫不妥协，对一切异议装聋作哑。四十岁时，年轻的员工把我的专栏命名为《穆达拉老混蛋有话说》。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跟紧时事。他做出一副深思熟虑过的样子严肃地说：时代变了。 是的，我说，往前走了，可不还是围着太阳转么。 他保留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干的编辑。我自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总是一副贪婪的嘴脸，忘了一开始对未来的期待，直到有一天，发现所谓未来，并非想象中的未来，这时，便开始虚伪地怀旧。我周日的专栏还在那儿，像摧枯拉朽地毁灭旧时代后伫立的废墟，他们意识到，我的专栏不仅是给老人看的，还给那些不畏惧变老的年轻人。我的专栏回到了社论版，偶尔甚至在头版。 不管谁问，我都说真话：是那些婊子们，让我没空结婚。而我永远无法解释九十岁生日那天奇怪的欲望，那时我刚刚离开罗莎•卡巴卡斯的屋子，决定永不激怒命运，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的心情被那一大帮靠着公园栏杆的流民弄得很糟糕。我看到达米阿那趴在客厅擦地，相对于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的大腿让我心思活络了一下。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立刻用裙子遮住腿。 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阿那，关于旧日，你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但你的问题让我开始回忆。 我感觉到了胸腔内的沉重，告诉她：我从未坠入爱河。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过。然后她一边继续擦地一边说：我为你哭过二十二年年出版的皇家学院的《初级词典》，塞巴斯蒂安德比亚斯的《西班牙语宝鉴》，安德鲁斯贝罗的语法书，在修辞学上帮助了我很多。胡里奥卡萨雷斯具有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词典》，妙处在它解释同义词和反义词。尼古拉金加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帮助我理解我在摇篮中习得的我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词典，因为它是其他两本的母本，所以我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的左边，我为了周日的专栏放着五片碎纸片，还有为了吸墨水而装满沙的海螺，比起现代的吸墨纸，我更喜欢用这个。在右边，放着墨水池、金笔以及和它配套的香脂木的底座。直到现在，我仍然使用着母亲教我的那种浪漫的笔迹，而不使用她那个做了一辈子公证员和书记的老公的速记法。曾有一段时间，报社要求所有人都按顺序打字，这样在排字上更精确，但我从没适应这个鬼要求。我一直手写，然后让人母鸡啄食一样费劲地用打印机录入，这是作为一个老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今天，虽然退休，但没有投降，我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电话被拔掉了所以没人能打扰我，没有审查官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看我在写些什么。

我独居，没有狗、鸟、或者仆人——除了总是拯救我于预期之外麻烦的忠诚的达米阿那，她每周过来一次料理我的生活，可即使在她擅长的领域，她也早失远见和聪颖。我母亲临终前，要求我在还年轻的时候娶一个白皙的女人，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儿要继承她、她妈妈、她奶奶那个共同的名字。我打算遵循她的遗志，但我关于“年轻”的定义是如此多变，回过神来，我已错过。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我不小心开错了意大利商人一家在帕多马屋子的门，看见了他们最年轻的女儿西蒙娜•欧提兹赤身裸体地在隔壁卧室午睡，她背朝着门躺着，转头用越过肩膀的锐利目光射向我，以致我都没来得及逃跑。哦，对不起，我嗫嚅，心脏仿佛在嘴里跃动。她微笑，羚羊般优雅地转过身，向我展示她的全部身体。整个房间都被她的狐媚所渗透。她并不像舞台上的奥林匹亚那样一丝不挂，她耳后别着有橘色花瓣的毒花，右手手腕戴着金色手镯，颈上有小珍珠项链。我想，有生之年恐怕再难遭遇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现在发现，确是如此。

我猛地关上门，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尴尬，发誓要忘了她。但是西蒙娜•欧提兹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放话，给我留挑逗的字条和残忍的威胁，造谣说尽管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但疯狂相爱。她是个难以抗拒的女人，有双野猫一样的眼睛，即便穿着衣服也像裸体一样充满挑逗，丰盈的头发是浮夸的金色，她女人的气味，让我在夜里不得不放块抹布在枕边来擦拭体液。我知道这冲动永远不会转化为爱，但是这种邪恶的诱惑是如此强烈，让我在街头寻找每个绿眼妓女来泻火。她给我留下的在帕多马床上的记忆之火光，永远扑灭不了，所以我投降了，正式同意执子之手，交换了戒指，承诺在圣灵降临节前举行盛大婚礼。

之后才丢弃。我在不同的办公室都看过这张照片，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读懂它背后的内涵：最早的48个员工中，只有四个还活着了，其中最年轻的还在服多重谋杀罪的二十年刑期。 编辑放下电话，看到我正在看那张照片，他笑着说：这些叉可不是我画的，我也觉得这样很不合适。 他在办公桌后坐下，变了语气：你是我认识的最难料的人。他预期到我的反应，接着说：我这样说是因为你那封辞职信。 我结巴道：我都干了一辈子了。 他说那辞职也不是个好的解决办法，他说专栏意义非凡，专栏中关于老年所说一切都是他读过最好的文章，没道理以一个公民之死的姿势来终结它。幸运的是，当已经排好版，“讨嫌鬼”读了辞职的文章就决定它不能见报，他没有任何人的同意就用马克笔把这个文章从头到尾画了个大叉。他说自己早上发现后给政府写了个抗议信，因为这是职责所在。他说咱们私下说，我其实还是很感激审查官的蛮不讲理，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不用接受这个专栏的终结。他说我求求你了，不要在海中央弃船而逃。最后，他大手一挥：关于音乐，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写的内容嘛！ 他的坚决，让我不敢用反对来加大我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我没有理直气壮地拒绝这单调工作的胆量；而答应他，不过又延长了我的惶恐。我用尽力气控制自己，他才不会看到我窝囊地又流泪了。如是，在这么多年后，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位置上。 剩下的一周，我整个人沉浸在迷茫中。路过流浪动物站的时候，用排版员给我的许可证领养了一只猫，我和动物一向处不来，就像我和对一切了然于心却装聋作哑的婴儿一样。我不讨厌他们，但是我忍受不了他们，因为我没学过怎么对付他们。我觉得那种比起老婆，与狗更处得来的男人简直违反天性，你想想看：教狗怎么吃东西怎么在固定的地点大小便，跟狗说话，甚至和狗分享自己的悲伤。但是不领养这只猫好像是不给排版员面子，更何况，它还是安哥拉猫中好看的一种。有蔷薇色闪光的毛，明亮的眼睛，还有欲说还休的叫声。他们给了我一个篮子，里面放了一本像组装自行车指南一样的主人手册。 军事巡查员在查每个要穿过圣尼古拉斯公园的行人的身份。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也难以想象有什么比被人检阅我的衰老更让人沮丧的事了。这是个四人小分队，头儿是个看起来还没成年的小伙子。士兵出身于贫瘠的高原，都是些强硬而沉默的年轻人，三句话不离本行。长官盯紧了他们安第斯山地的高原红脸蛋儿。在看了我的身份证之后，一个士兵要看看我在篮子里装了什么。 一只猫，我说。 他要看。我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掀开生怕猫受惊逃跑，但是这个小战士想看看篮子底下还有什么，猫狠狠挠了他。 长官过来干预，说它真是安哥拉猫中的明珠。他轻抚着猫喃喃细语，猫没攻击他，可也没搭理。它多大了？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刚收养。 我问是因为它看起来好老，起码有十岁了。 我想问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还想问些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的夸夸其谈让我没什么胃口。 我猜测它是被抛弃了，然后被倒卖了个好价钱。他说，观察它，不要让它去适应你，而是你去适应它，尽量别去管它，直到它培养了充足的自信。 他盖上篮子的盖子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个记者。 你干了多长时间？ 一百年了。 我猜也是。他跟我握手告别，留下一句不知道是建议还是威胁的话，说：小心点儿。 下午，我拔了电话中，以便在精致音乐中暂得逃逸：瓦格纳的单簧管狂想曲、德彪西的萨克风狂想曲、还有布鲁克纳灾难性作品中宛如伊甸绿洲一样的弦乐五重奏。恍惚间，我就发现自己被包裹在黑暗中。在桌下，我发现有东西滑过，不像是什么活物，反而像刷过我的脚的超自然力量，我跳起来大叫。原来是那只神秘而柔情的猫用它的尾巴划过我。我不寒而栗——我和一个非人类生活在一起。 当教堂的钟敲响第七下，蔷薇色天空又迎来一个新的平静开始。船忧伤远航。我想唱诵关于存在或消逝之爱的千古难题。我难抑冲动，缓慢谨慎地拨电话。在第三声之后，我认出了那个声音：好吧，婆娘。我轻叹道：原谅我早上的脾气。 她平静地说：别担心，我一直期待着你来电话呢。 我说：我想要这个女孩儿像初生婴儿一样等着我，但是脸上不要化妆。 她的笑声里全是喉音，说：随便你，不过你丧失了一次脱她一点点儿衣服的乐趣。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老同志喜欢这么做。 我知道，因为他们在一点点儿变老。 好吧，她说：那就准时今晚十点，在她的热火儿冷却之前。 这个新闻在唐人街引起的震动大于在联谊会。开始，大家只是嘲笑，后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不看好，一些博学的女人认为婚姻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荒谬。我的订婚典礼遵循了基督教对仪式感的一切要求，在我未婚妻屋子的阶梯上，装饰了亚马逊流域的兰花和悬挂的藤萝。我在七点到达，穿着白色亚麻的礼服，带着手工制作的珠子和瑞士巧克力作为礼物，然后我们聊天，一半密语一半严肃。直到十点，被一眨眼就睡着的阿珍妮达阿姨照看着。这一天，如同小说的开头第一章。

随着认识逐渐加深，西蒙娜变得越来越贪婪饥渴。当六月湿热，她会松开紧身衣和小外套，白天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见她在夜晚饿狼扑食的饥渴。订婚两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她毫无预警地把孩子的话题摆到台面上，用生羊毛为新生儿钩小靴子。我作为配合的未婚夫，学着开始和她一起钩编，用这样的方式打发婚礼前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光阴。我为男婴儿钩蓝色的靴子，她为女婴儿钩粉色的靴子，我们看看谁猜对了。我们一共钩了足够五十个婴儿穿的靴子。在十点之前，我会爬进行李箱里，在唐人街与上帝度过平静的夜晚。

相对于在联谊会那个沉闷的夜晚，唐人街给我举办的狂风骤雨般告别单身的晚上简直是反面。这种对比，帮助我搞清楚这两个世界哪个才属于我，我希望两个都属于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机，因为无论我身处其中哪个世界，都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如同帆船在大海远行而去一样令人心碎地离开。婚礼前的晚上，在《拉巴斯日报》报社的舞会上有一个终极庆典，那种待遇只有加利西亚沉迷肉欲的神父可以享受，所有人穿女装，戴着面纱和橘花，与我成亲。我身处一个亵神逆天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都向我表达爱欲与顺从，而我以忠诚相报，直至死亡。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对于恶兆的预感如影相随。午夜时，我开始数大教堂的钟声，直到可怕的第七声响起，那时我本该在教堂结婚。在第八声钟声响起时，电话铃响了，漫长、坚韧、未知，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仅没有应答，甚至忘了呼吸。在第十声钟响之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始是用拳头轻拍，后来是一个我认识且厌恶的声音大喊大叫。我怕他们会把门推到，但是当第十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被遗留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当中。我哭，为她，也为自己。我祈祷，全心全意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她。上苍没听清我的祷告，因为在同一个夜晚，西蒙娜•欧提兹离开了这片土地，二十年之后才回来，已婚，带着七个本该是我的孩子。

我很难在《拉巴斯日报》维持自己的位置和专栏，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七版。不过，并不是因为这桩社交丑闻，而是因为千禧年带来了盲目热情：“发展”成了这所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在天空穿梭，商人们把装信的麻袋扔进垃圾车，开始用航空邮件。

唯一没变的，是我在报纸里的专栏。年青一代像摧毁木乃伊一样对它发起了攻击，我保持着自己的腔调，对革新之风气毫不妥协，对一切异议装聋作哑。四十岁时，年轻的员工把我的专栏命名为《穆达拉老混蛋有话说》。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跟紧时事。他做出一副深思熟虑过的样子严肃地说：时代变了。

是的，我说，往前走了，可不还是围着太阳转么。

他保留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干的编辑。我自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总是一副贪婪的嘴脸，忘了一开始对未来的期待，直到有一天，发现所谓未来，并非想象中的未来，这时，便开始虚伪地怀旧。我周日的专栏还在那儿，像摧枯拉朽地毁灭旧时代后伫立的废墟，他们意识到，我的专栏不仅是给老人看的，还给那些不畏惧变老的年轻人。我的专栏回到了社论版，偶尔甚至在头版。

不管谁问，我都说真话：是那些婊子们，让我没空结婚。而我永远无法解释九十岁生日那天奇怪的欲望，那时我刚刚离开罗莎•卡巴卡斯的屋子，决定永不激怒命运，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的心情被那一大帮靠着公园栏杆的流民弄得很糟糕。我看到达米阿那趴在客厅擦地，相对于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的大腿让我心思活络了一下。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立刻用裙子遮住腿。

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阿那，关于旧日，你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但你的问题让我开始回忆。

我感觉到了胸腔内的沉重，告诉她：我从未坠入爱河。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过。然后她一边继续擦地一边说：我为你哭过二十二年。

我心漏了一拍，找台阶下：我们本来会是很好的一对。

你现在不该这么说，她说，因为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相互做个伴儿。

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用一种最自然的语气说：你不会相信，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是个处女。

。 我心漏了一拍，找台阶下：我们本来会是很好的一对。 你现在不该这么说，她说，因为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相互做个伴儿。 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用一种最自然的语气说：你不会相信，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是个处女。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在房间里放满了装着红玫瑰的花瓶，还在我的枕头上放了一张卡片：我希望你活到一百岁。我嘴里一股异味，坐下来继续写我早些时候没写完的专栏。我一刻不停地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专栏，然后像墨西哥诗里说的那样——“扭扭天鹅颈”。我写下内心深底的文字，不让任何人注意到我的泪水。迟来的灵感，我决定用一个宣言来结尾：随着这个专栏，我进入了愉快充实一生的结尾，死而无憾。 我本打算把专栏放在报社前台，然后回家。但是我没能够。所有的员工都等着为我庆生，整个建筑在装修，到处都是脚手架和碎石。但是他们为了这个派对停工，木头桌子上放了用于祝辞的酒和包装好的礼物。我被闪光灯弄得晕头转向，被摄入每张可作为回忆的照片。 我很高兴看到了广播新闻评论员，以及这个城市其他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以保守著称的晨报《新闻报》；还有不断用连载的激情故事来挑起民众热情的晚间小报《国民报》。他们都聚到一起并不奇怪，在挑起新闻大战时候，偶尔联络一下敌营友情是本市的传统美德。 列席的，还有审查官杰欧尼莫•奥特加，我们叫他“讨嫌鬼”，因为他总是带着他那根掌管生杀大权的每晚都削尖的血红色铅笔在晚上九点出现，确定明早付梓的每个字符都经过他的审查。他特别讨厌我，不仅因为我与众不同的文法系统，还因为我每次用意大利单词的时候总是不加引号或者变成斜体。在忍受他四年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违心地接受他。 秘书们推出一个插着九十根蜡烛的蛋糕，我第一次直视自己的岁数。我在他们唱生日歌的时候咽下泪水，不知道为什么，想起那个沉睡的处女，那并不是一闪而过的怨念，而是对一个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想起的小东西迟来的冲动。当我脑海那个瞬间过去，有人在我手里塞了把刀切蛋糕。害怕被嘲笑，没有人敢做即兴演讲，而我宁死也不愿去回应什么祝辞。作为派对的总结，我很喜欢的主编把我拉回现实。 现在，光荣的九旬老人，他对我说：你的专栏呢？ 事实上，整个下午，我都感觉到它像块炭一样在我口袋里灼烧，但我一直被气氛感染而不敢用辞职信来毁了这个派对。我说：这回没专栏。 主编被这个从上世纪开始就不可能发生的失误弄得很恼火。 理解这回吧，我说，我这一晚上过得可不容易，起床也晕晕乎乎的。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啊，他用他特有的酸不溜秋的幽默感说。 读者会很想知道一个九旬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秘书插嘴说：那一定是个吸引人的秘密。她给了我一个淘气的微笑。 是么？我脸颊烧红了一瞬间。 妈的，我的脸红背叛了我。 另一个容光焕发的秘书指着我说：多美妙啊，你仍然有着会脸红的优雅品质。 她的鲁莽激起了盖过第一次的又一阵脸红。 那一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第一个秘书说：我嫉妒死你了。她给我一个在脸上留下唇印的吻。 忠实记录我窘迫老态的摄影师最残忍。 我把专栏给了编辑，告诉他我之前说的话是个玩笑，专栏在这儿。然后我在最后一轮莫名其妙的掌声中逃跑了，趁他们还没发现那其实是我在排了半个世纪的版之后的辞职信。 晚上我回家拆了礼物之后，仍然忧虑不安。打字员连续四年送我咖啡壶，排版员送了我在市政流浪动物站领养一只安哥拉猫的许可证，经理象征性地给了我一份分红，秘书们送了我三套印满红唇的丝绸内裤，还有一张卡片写着她们很愿意帮我脱除它。我意识到，年老的魅力之一，就是这些年轻女性朋友们对我表现得轻佻放荡，因为觉得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得到史蒂芬•阿斯科纳斯演奏的肖邦第二十四协奏曲的录音，大多数作家会送我畅销书。我还没拆完礼物，就听到罗莎•卡巴卡斯给我的电话，问那个我不想听到的问题：你和那个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事儿。 你什么都不想干，甚至都没把她弄醒？罗莎•卡巴卡斯说：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原谅一个对她的破处轻蔑待之的男人。钉纽扣也不可能让她累得晕倒，她只是装睡来逃避那个危险的时刻。唯一严重的是，她真的觉得你性无能，而我也很愿意替她广而告之。 我没有故作惊讶来让罗莎满意。即使真做了，我说，她半昏迷状态也太凄惨了，她应该被送去医院。 罗莎降低了声音：问题是这桩买卖也太潦草了。不过还有补救，我可以把这个女孩儿带去忏悔，然后强迫她把钱退给你。 算逑了吧。我说，什么都没发生。说实话，它恰好证明我对这种欲擒故纵的事情已经没兴趣了。这么说这个姑娘其实没错：我确实无能了。 我挂了电话，我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如此轻松，摆脱了我三十岁以来的被奴役感。 晚上七点，我被邀请为雅克·博尔特和阿弗雷德·柯尔特艺术宫演奏会的荣誉嘉宾，他们的D小调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无与伦比。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听够了各种不靠谱的赞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帕德罗•比亚瓦几乎把我拽进化妆间，向演奏家介绍我，我晕头转向地开始赞扬他们的舒曼奏鸣曲有多么好，旁人立刻纠正了我。我无知地把奏鸣曲弄错的形象深刻烙在本地音乐家脑海里，更糟糕的是，我还解释会在周日专栏的乐评里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我漫长生命里，我第一次想杀人。恶魔总在我们耳边低语，导致我们没法在正确的时机正确应答，我回到家仍受折磨，音乐和阅读都无法减轻我的恼怒。多亏罗莎•卡巴卡斯在电话里的大喊大叫把我从崩溃边缘挽救：我看到报纸才知道你才九十岁，我以为你都一百岁了！ 我恼怒道：我他妈的看起来那么老么？ 她说：不是，我是很惊讶你看起来还那么精神。我特别高兴你不是那些虚报岁数好让大家以为他们保养得好得的老头子。她忽然转了话题：我有个礼物给你。 我倒有点惊讶：是什么？ 那个姑娘，她说。 我连过脑子都不用，说：谢了，不过那像桥下的流水一样已经过去了。 她没停接着说下去：我会把她用印度纸包好，在汽锅里用檀香好好炖炖她，送到你屋，免费的。 我还是坚持不用，但罗莎还是固执地真诚解释，说这个姑娘准备破处那天可惨了，用针和顶针缝了两百个扣，虽然还是害怕见血的侵犯，但是已经被教育过要把破处视为应有的牺牲。在和我的一夜里，她曾经起床去上厕所，看我睡得沉就没有叫醒我，等她早上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这个憋足的谎言让我很不满。 罗莎•卡巴卡斯继续说：即使是这样，这个姑娘还是很抱歉。可怜的小东西，她现在就站在我面前，你想和她讲话么？ 鬼才想，我说。 我正写着东西，报社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编辑想明早十一点见我。 我一向很准时。装修的嘈杂让人无法忍受，空气被锤声、水泥灰、焦油气弄得稀薄，编辑室的人已经把它看成常规嘈杂了。编辑主任的办公室却永远冰冷寂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编辑马尔科图里奥三世，还跟个毛头小伙子似的，他看见我进来了，还在站着打电话，越过桌子和我握了握手，示意我坐下。我猜测电话另一头其实没有人，他只想用这种闹剧来糊弄住我。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在和本地长官电话，而且是一场艰难的博弈。我想他还得在我面前做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还真挺勉强。 他有故作精干状的恶习。他刚过二十九岁，懂四门语言，有三个跨国硕士学位。他并不像那种揭竿而起后任命自己为终身领袖的农民，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颇有经验的记者——不过是在靠当了人口贩子致富之后。马尔科看起来有教养，有惊人的英俊且肢体协调，唯一露馅的就是他装腔作势的口音。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领口别着兰花，衣服异常合体。无论街道气候如何变化，他的办公室始终如春。我花了两个小时来穿衣服，贫穷却让我始终无法体面起来，我能不愤懑么。 桌上放着一张报社成立二十五周年时的员工集体照，每个后来死去的人的头上都被画了一个叉。我是右数第三个，头戴草帽，戴了条珍珠别针的领带，照片里那种士官一样的胡须一直留到了四十岁，像远视的神学院学生戴的金属框眼镜我半个世纪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在房间里放满了装着红玫瑰的花瓶，还在我的枕头上放了一张卡片：我希望你活到一百岁。我嘴里一股异味，坐下来继续写我早些时候没写完的专栏。我一刻不停地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专栏，然后像墨西哥诗里说的那样——“扭扭天鹅颈”。我写下内心深底的文字，不让任何人注意到我的泪水。迟来的灵感，我决定用一个宣言来结尾：随着这个专栏，我进入了愉快充实一生的结尾，死而无憾。

我本打算把专栏放在报社前台，然后回家。但是我没能够。所有的员工都等着为我庆生，整个建筑在装修，到处都是脚手架和碎石。但是他们为了这个派对停工，木头桌子上放了用于祝辞的酒和包装好的礼物。我被闪光灯弄得晕头转向，被摄入每张可作为回忆的照片。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著 蒋方舟译 二 我在我父母留下的图书馆的残骸里写下这些回忆，书架因为蠹鱼日复一日的侵蚀将塌未塌。已说了太多，已做了太多，让我度过残生的，也许几本字典就可以打发了。首先是贝尼托•皮瑞斯•加尔多的《旅行札记》的头两部。另外一本是《灵山》，它帮我理解我母亲因为肺炎而扭曲的情绪。 和我其他的家具不一样，也和我不一样，我写作的那张大桌子随着岁月流逝反而越来越健康了，因为我那个曾经在船上当木匠的祖父，是用最好的木头打造它的。即便我不写作，我也每天早上用毫无意义的精细劲儿去收拾它，以致于我失去了很多情儿。我手边有很多书做伴：两卷1903年出版的皇家学院的《初级词典》，塞巴斯蒂安德比亚斯的《西班牙语宝鉴》，安德鲁斯贝罗的语法书，在修辞学上帮助了我很多。胡里奥卡萨雷斯具有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词典》，妙处在它解释同义词和反义词。尼古拉金加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帮助我理解我在摇篮中习得的我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词典，因为它是其他两本的母本，所以我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的左边，我为了周日的专栏放着五片碎纸片，还有为了吸墨水而装满沙的海螺，比起现代的吸墨纸，我更喜欢用这个。在右边，放着墨水池、金笔以及和它配套的香脂木的底座。直到现在，我仍然使用着母亲教我的那种浪漫的笔迹，而不使用她那个做了一辈子公证员和书记的老公的速记法。曾有一段时间，报社要求所有人都按顺序打字，这样在排字上更精确，但我从没适应这个鬼要求。我一直手写，然后让人母鸡啄食一样费劲地用打印机录入，这是作为一个老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今天，虽然退休，但没有投降，我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电话被拔掉了所以没人能打扰我，没有审查官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看我在写些什么。 我独居，没有狗、鸟、或者仆人——除了总是拯救我于预期之外麻烦的忠诚的达米阿那，她每周过来一次料理我的生活，可即使在她擅长的领域，她也早失远见和聪颖。我母亲临终前，要求我在还年轻的时候娶一个白皙的女人，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儿要继承她、她妈妈、她奶奶那个共同的名字。我打算遵循她的遗志，但我关于“年轻”的定义是如此多变，回过神来，我已错过。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我不小心开错了意大利商人一家在帕多马屋子的门，看见了他们最年轻的女儿西蒙娜•欧提兹赤身裸体地在隔壁卧室午睡，她背朝着门躺着，转头用越过肩膀的锐利目光射向我，以致我都没来得及逃跑。哦，对不起，我嗫嚅，心脏仿佛在嘴里跃动。她微笑，羚羊般优雅地转过身，向我展示她的全部身体。整个房间都被她的狐媚所渗透。她并不像舞台上的奥林匹亚那样一丝不挂，她耳后别着有橘色花瓣的毒花，右手手腕戴着金色手镯，颈上有小珍珠项链。我想，有生之年恐怕再难遭遇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现在发现，确是如此。 我猛地关上门，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尴尬，发誓要忘了她。但是西蒙娜•欧提兹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放话，给我留挑逗的字条和残忍的威胁，造谣说尽管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但疯狂相爱。她是个难以抗拒的女人，有双野猫一样的眼睛，即便穿着衣服也像裸体一样充满挑逗，丰盈的头发是浮夸的金色，她女人的气味，让我在夜里不得不放块抹布在枕边来擦拭体液。我知道这冲动永远不会转化为爱，但是这种邪恶的诱惑是如此强烈，让我在街头寻找每个绿眼妓女来泻火。她给我留下的在帕多马床上的记忆之火光，永远扑灭不了，所以我投降了，正式同意执子之手，交换了戒指，承诺在圣灵降临节前举行盛大婚礼。 这个新闻在唐人街引起的震动大于在联谊会。开始，大家只是嘲笑，后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不看好，一些博学的女人认为婚姻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荒谬。我的订婚典礼遵循了基督教对仪式感的一切要求，在我未婚妻屋子的阶梯上，装饰了亚马逊流域的兰花和悬挂的藤萝。我在七点到达，穿着白色亚麻的礼服，带着手工制作的珠子和瑞士巧克力作为礼物，然后我们聊天，一半密语一半严肃。直到十点，被一眨眼就睡着的阿珍妮达阿姨照看着。这一天，如同小说的开头第一章。 随着认识逐渐加深，西蒙娜变得越来越贪婪饥渴。当六月湿热，她会松开紧身衣和小外套，白天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见她在夜晚饿狼扑食的饥渴。订婚两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她毫无预警地把孩子的话题摆到台面上，用生羊毛为新生儿钩小靴子。我作为配合的未婚夫，学着开始和她一起钩编，用这样的方式打发婚礼前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光阴。我为男婴儿钩蓝色的靴子，她为女婴儿钩粉色的靴子，我们看看谁猜对了。我们一共钩了足够五十个婴儿穿的靴子。在十点之前，我会爬进行李箱里，在唐人街与上帝度过平静的夜晚。 相对于在联谊会那个沉闷的夜晚，唐人街给我举办的狂风骤雨般告别单身的晚上简直是反面。这种对比，帮助我搞清楚这两个世界哪个才属于我，我希望两个都属于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机，因为无论我身处其中哪个世界，都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如同帆船在大海远行而去一样令人心碎地离开。婚礼前的晚上，在《拉巴斯日报》报社的舞会上有一个终极庆典，那种待遇只有加利西亚沉迷肉欲的神父可以享受，所有人穿女装，戴着面纱和橘花，与我成亲。我身处一个亵神逆天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都向我表达爱欲与顺从，而我以忠诚相报，直至死亡。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对于恶兆的预感如影相随。午夜时，我开始数大教堂的钟声，直到可怕的第七声响起，那时我本该在教堂结婚。在第八声钟声响起时，电话铃响了，漫长、坚韧、未知，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仅没有应答，甚至忘了呼吸。在第十声钟响之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始是用拳头轻拍，后来是一个我认识且厌恶的声音大喊大叫。我怕他们会把门推到，但是当第十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被遗留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当中。我哭，为她，也为自己。我祈祷，全心全意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她。上苍没听清我的祷告，因为在同一个夜晚，西蒙娜•欧提兹离开了这片土地，二十年之后才回来，已婚，带着七个本该是我的孩子。 我很难在《拉巴斯日报》维持自己的位置和专栏，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七版。不过，并不是因为这桩社交丑闻，而是因为千禧年带来了盲目热情：“发展”成了这所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在天空穿梭，商人们把装信的麻袋扔进垃圾车，开始用航空邮件。 唯一没变的，是我在报纸里的专栏。年青一代像摧毁木乃伊一样对它发起了攻击，我保持着自己的腔调，对革新之风气毫不妥协，对一切异议装聋作哑。四十岁时，年轻的员工把我的专栏命名为《穆达拉老混蛋有话说》。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跟紧时事。他做出一副深思熟虑过的样子严肃地说：时代变了。 是的，我说，往前走了，可不还是围着太阳转么。 他保留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干的编辑。我自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总是一副贪婪的嘴脸，忘了一开始对未来的期待，直到有一天，发现所谓未来，并非想象中的未来，这时，便开始虚伪地怀旧。我周日的专栏还在那儿，像摧枯拉朽地毁灭旧时代后伫立的废墟，他们意识到，我的专栏不仅是给老人看的，还给那些不畏惧变老的年轻人。我的专栏回到了社论版，偶尔甚至在头版。 不管谁问，我都说真话：是那些婊子们，让我没空结婚。而我永远无法解释九十岁生日那天奇怪的欲望，那时我刚刚离开罗莎•卡巴卡斯的屋子，决定永不激怒命运，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的心情被那一大帮靠着公园栏杆的流民弄得很糟糕。我看到达米阿那趴在客厅擦地，相对于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的大腿让我心思活络了一下。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立刻用裙子遮住腿。 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阿那，关于旧日，你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但你的问题让我开始回忆。 我感觉到了胸腔内的沉重，告诉她：我从未坠入爱河。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过。然后她一边继续擦地一边说：我为你哭过二十二年 我很高兴看到了广播新闻评论员，以及这个城市其他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以保守著称的晨报《新闻报》；还有不断用连载的激情故事来挑起民众热情的晚间小报《国民报》。他们都聚到一起并不奇怪，在挑起新闻大战时候，偶尔联络一下敌营友情是本市的传统美德。

列席的，还有审查官杰欧尼莫• 奥特加，我们叫他“讨嫌鬼”，因为他总是带着他那根掌管生杀大权的每晚都削尖的血红色铅笔在晚上九点出现，确定明早付梓的每个字符都经过他的审查。他特别讨厌我，不仅因为我与众不同的文法系统，还因为我每次用意大利单词的时候总是不加引号或者变成斜体。在忍受他四年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违心地接受他。

秘书们推出一个插着九十根蜡烛的蛋糕，我第一次直视自己的岁数。我在他们唱生日歌的时候咽下泪水，不知道为什么，想起那个沉睡的处女，那并不是一闪而过的怨念，而是对一个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想起的小东西迟来的冲动。当我脑海那个瞬间过去，有人在我手里塞了把刀切蛋糕。害怕被嘲笑，没有人敢做即兴演讲，而我宁死也不愿去回应什么祝辞。作为派对的总结，我很喜欢的主编把我拉回现实。

现在，光荣的九旬老人，他对我说：你的专栏呢？

事实上，整个下午，我都感觉到它像块炭一样在我口袋里灼烧，但我一直被气氛感染而不敢用辞职信来毁了这个派对。我说：这回没专栏。

主编被这个从上世纪开始就不可能发生的失误弄得很恼火。

理解这回吧，我说，我这一晚上过得可不容易，起床也晕晕乎乎的。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啊，他用他特有的酸不溜秋的幽默感说。

读者会很想知道一个九旬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秘书插嘴说：那一定是个吸引人的秘密。她给了我一个淘气的微笑。

是么？我脸颊烧红了一瞬间。

妈的，我的脸红背叛了我。

另一个容光焕发的秘书指着我说：多美妙啊，你仍然有着会脸红的优雅品质。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著 蒋方舟译 二 我在我父母留下的图书馆的残骸里写下这些回忆，书架因为蠹鱼日复一日的侵蚀将塌未塌。已说了太多，已做了太多，让我度过残生的，也许几本字典就可以打发了。首先是贝尼托•皮瑞斯•加尔多的《旅行札记》的头两部。另外一本是《灵山》，它帮我理解我母亲因为肺炎而扭曲的情绪。 和我其他的家具不一样，也和我不一样，我写作的那张大桌子随着岁月流逝反而越来越健康了，因为我那个曾经在船上当木匠的祖父，是用最好的木头打造它的。即便我不写作，我也每天早上用毫无意义的精细劲儿去收拾它，以致于我失去了很多情儿。我手边有很多书做伴：两卷1903年出版的皇家学院的《初级词典》，塞巴斯蒂安德比亚斯的《西班牙语宝鉴》，安德鲁斯贝罗的语法书，在修辞学上帮助了我很多。胡里奥卡萨雷斯具有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词典》，妙处在它解释同义词和反义词。尼古拉金加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帮助我理解我在摇篮中习得的我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词典，因为它是其他两本的母本，所以我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的左边，我为了周日的专栏放着五片碎纸片，还有为了吸墨水而装满沙的海螺，比起现代的吸墨纸，我更喜欢用这个。在右边，放着墨水池、金笔以及和它配套的香脂木的底座。直到现在，我仍然使用着母亲教我的那种浪漫的笔迹，而不使用她那个做了一辈子公证员和书记的老公的速记法。曾有一段时间，报社要求所有人都按顺序打字，这样在排字上更精确，但我从没适应这个鬼要求。我一直手写，然后让人母鸡啄食一样费劲地用打印机录入，这是作为一个老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今天，虽然退休，但没有投降，我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电话被拔掉了所以没人能打扰我，没有审查官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看我在写些什么。 我独居，没有狗、鸟、或者仆人——除了总是拯救我于预期之外麻烦的忠诚的达米阿那，她每周过来一次料理我的生活，可即使在她擅长的领域，她也早失远见和聪颖。我母亲临终前，要求我在还年轻的时候娶一个白皙的女人，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儿要继承她、她妈妈、她奶奶那个共同的名字。我打算遵循她的遗志，但我关于“年轻”的定义是如此多变，回过神来，我已错过。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我不小心开错了意大利商人一家在帕多马屋子的门，看见了他们最年轻的女儿西蒙娜•欧提兹赤身裸体地在隔壁卧室午睡，她背朝着门躺着，转头用越过肩膀的锐利目光射向我，以致我都没来得及逃跑。哦，对不起，我嗫嚅，心脏仿佛在嘴里跃动。她微笑，羚羊般优雅地转过身，向我展示她的全部身体。整个房间都被她的狐媚所渗透。她并不像舞台上的奥林匹亚那样一丝不挂，她耳后别着有橘色花瓣的毒花，右手手腕戴着金色手镯，颈上有小珍珠项链。我想，有生之年恐怕再难遭遇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现在发现，确是如此。 我猛地关上门，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尴尬，发誓要忘了她。但是西蒙娜•欧提兹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放话，给我留挑逗的字条和残忍的威胁，造谣说尽管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但疯狂相爱。她是个难以抗拒的女人，有双野猫一样的眼睛，即便穿着衣服也像裸体一样充满挑逗，丰盈的头发是浮夸的金色，她女人的气味，让我在夜里不得不放块抹布在枕边来擦拭体液。我知道这冲动永远不会转化为爱，但是这种邪恶的诱惑是如此强烈，让我在街头寻找每个绿眼妓女来泻火。她给我留下的在帕多马床上的记忆之火光，永远扑灭不了，所以我投降了，正式同意执子之手，交换了戒指，承诺在圣灵降临节前举行盛大婚礼。 这个新闻在唐人街引起的震动大于在联谊会。开始，大家只是嘲笑，后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不看好，一些博学的女人认为婚姻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荒谬。我的订婚典礼遵循了基督教对仪式感的一切要求，在我未婚妻屋子的阶梯上，装饰了亚马逊流域的兰花和悬挂的藤萝。我在七点到达，穿着白色亚麻的礼服，带着手工制作的珠子和瑞士巧克力作为礼物，然后我们聊天，一半密语一半严肃。直到十点，被一眨眼就睡着的阿珍妮达阿姨照看着。这一天，如同小说的开头第一章。 随着认识逐渐加深，西蒙娜变得越来越贪婪饥渴。当六月湿热，她会松开紧身衣和小外套，白天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见她在夜晚饿狼扑食的饥渴。订婚两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她毫无预警地把孩子的话题摆到台面上，用生羊毛为新生儿钩小靴子。我作为配合的未婚夫，学着开始和她一起钩编，用这样的方式打发婚礼前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光阴。我为男婴儿钩蓝色的靴子，她为女婴儿钩粉色的靴子，我们看看谁猜对了。我们一共钩了足够五十个婴儿穿的靴子。在十点之前，我会爬进行李箱里，在唐人街与上帝度过平静的夜晚。 相对于在联谊会那个沉闷的夜晚，唐人街给我举办的狂风骤雨般告别单身的晚上简直是反面。这种对比，帮助我搞清楚这两个世界哪个才属于我，我希望两个都属于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机，因为无论我身处其中哪个世界，都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如同帆船在大海远行而去一样令人心碎地离开。婚礼前的晚上，在《拉巴斯日报》报社的舞会上有一个终极庆典，那种待遇只有加利西亚沉迷肉欲的神父可以享受，所有人穿女装，戴着面纱和橘花，与我成亲。我身处一个亵神逆天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都向我表达爱欲与顺从，而我以忠诚相报，直至死亡。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对于恶兆的预感如影相随。午夜时，我开始数大教堂的钟声，直到可怕的第七声响起，那时我本该在教堂结婚。在第八声钟声响起时，电话铃响了，漫长、坚韧、未知，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仅没有应答，甚至忘了呼吸。在第十声钟响之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始是用拳头轻拍，后来是一个我认识且厌恶的声音大喊大叫。我怕他们会把门推到，但是当第十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被遗留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当中。我哭，为她，也为自己。我祈祷，全心全意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她。上苍没听清我的祷告，因为在同一个夜晚，西蒙娜•欧提兹离开了这片土地，二十年之后才回来，已婚，带着七个本该是我的孩子。 我很难在《拉巴斯日报》维持自己的位置和专栏，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七版。不过，并不是因为这桩社交丑闻，而是因为千禧年带来了盲目热情：“发展”成了这所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在天空穿梭，商人们把装信的麻袋扔进垃圾车，开始用航空邮件。 唯一没变的，是我在报纸里的专栏。年青一代像摧毁木乃伊一样对它发起了攻击，我保持着自己的腔调，对革新之风气毫不妥协，对一切异议装聋作哑。四十岁时，年轻的员工把我的专栏命名为《穆达拉老混蛋有话说》。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跟紧时事。他做出一副深思熟虑过的样子严肃地说：时代变了。 是的，我说，往前走了，可不还是围着太阳转么。 他保留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干的编辑。我自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总是一副贪婪的嘴脸，忘了一开始对未来的期待，直到有一天，发现所谓未来，并非想象中的未来，这时，便开始虚伪地怀旧。我周日的专栏还在那儿，像摧枯拉朽地毁灭旧时代后伫立的废墟，他们意识到，我的专栏不仅是给老人看的，还给那些不畏惧变老的年轻人。我的专栏回到了社论版，偶尔甚至在头版。 不管谁问，我都说真话：是那些婊子们，让我没空结婚。而我永远无法解释九十岁生日那天奇怪的欲望，那时我刚刚离开罗莎•卡巴卡斯的屋子，决定永不激怒命运，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的心情被那一大帮靠着公园栏杆的流民弄得很糟糕。我看到达米阿那趴在客厅擦地，相对于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的大腿让我心思活络了一下。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立刻用裙子遮住腿。 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阿那，关于旧日，你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但你的问题让我开始回忆。 我感觉到了胸腔内的沉重，告诉她：我从未坠入爱河。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过。然后她一边继续擦地一边说：我为你哭过二十二年 她的鲁莽激起了盖过第一次的又一阵脸红。

那一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第一个秘书说：我嫉妒死你了。她给我一个在脸上留下唇印的吻。

忠实记录我窘迫老态的摄影师最残忍。

。 我心漏了一拍，找台阶下：我们本来会是很好的一对。 你现在不该这么说，她说，因为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相互做个伴儿。 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用一种最自然的语气说：你不会相信，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是个处女。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在房间里放满了装着红玫瑰的花瓶，还在我的枕头上放了一张卡片：我希望你活到一百岁。我嘴里一股异味，坐下来继续写我早些时候没写完的专栏。我一刻不停地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专栏，然后像墨西哥诗里说的那样——“扭扭天鹅颈”。我写下内心深底的文字，不让任何人注意到我的泪水。迟来的灵感，我决定用一个宣言来结尾：随着这个专栏，我进入了愉快充实一生的结尾，死而无憾。 我本打算把专栏放在报社前台，然后回家。但是我没能够。所有的员工都等着为我庆生，整个建筑在装修，到处都是脚手架和碎石。但是他们为了这个派对停工，木头桌子上放了用于祝辞的酒和包装好的礼物。我被闪光灯弄得晕头转向，被摄入每张可作为回忆的照片。 我很高兴看到了广播新闻评论员，以及这个城市其他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以保守著称的晨报《新闻报》；还有不断用连载的激情故事来挑起民众热情的晚间小报《国民报》。他们都聚到一起并不奇怪，在挑起新闻大战时候，偶尔联络一下敌营友情是本市的传统美德。 列席的，还有审查官杰欧尼莫•奥特加，我们叫他“讨嫌鬼”，因为他总是带着他那根掌管生杀大权的每晚都削尖的血红色铅笔在晚上九点出现，确定明早付梓的每个字符都经过他的审查。他特别讨厌我，不仅因为我与众不同的文法系统，还因为我每次用意大利单词的时候总是不加引号或者变成斜体。在忍受他四年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违心地接受他。 秘书们推出一个插着九十根蜡烛的蛋糕，我第一次直视自己的岁数。我在他们唱生日歌的时候咽下泪水，不知道为什么，想起那个沉睡的处女，那并不是一闪而过的怨念，而是对一个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想起的小东西迟来的冲动。当我脑海那个瞬间过去，有人在我手里塞了把刀切蛋糕。害怕被嘲笑，没有人敢做即兴演讲，而我宁死也不愿去回应什么祝辞。作为派对的总结，我很喜欢的主编把我拉回现实。 现在，光荣的九旬老人，他对我说：你的专栏呢？ 事实上，整个下午，我都感觉到它像块炭一样在我口袋里灼烧，但我一直被气氛感染而不敢用辞职信来毁了这个派对。我说：这回没专栏。 主编被这个从上世纪开始就不可能发生的失误弄得很恼火。 理解这回吧，我说，我这一晚上过得可不容易，起床也晕晕乎乎的。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啊，他用他特有的酸不溜秋的幽默感说。 读者会很想知道一个九旬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秘书插嘴说：那一定是个吸引人的秘密。她给了我一个淘气的微笑。 是么？我脸颊烧红了一瞬间。 妈的，我的脸红背叛了我。 另一个容光焕发的秘书指着我说：多美妙啊，你仍然有着会脸红的优雅品质。 她的鲁莽激起了盖过第一次的又一阵脸红。 那一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第一个秘书说：我嫉妒死你了。她给我一个在脸上留下唇印的吻。 忠实记录我窘迫老态的摄影师最残忍。 我把专栏给了编辑，告诉他我之前说的话是个玩笑，专栏在这儿。然后我在最后一轮莫名其妙的掌声中逃跑了，趁他们还没发现那其实是我在排了半个世纪的版之后的辞职信。 晚上我回家拆了礼物之后，仍然忧虑不安。打字员连续四年送我咖啡壶，排版员送了我在市政流浪动物站领养一只安哥拉猫的许可证，经理象征性地给了我一份分红，秘书们送了我三套印满红唇的丝绸内裤，还有一张卡片写着她们很愿意帮我脱除它。我意识到，年老的魅力之一，就是这些年轻女性朋友们对我表现得轻佻放荡，因为觉得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得到史蒂芬•阿斯科纳斯演奏的肖邦第二十四协奏曲的录音，大多数作家会送我畅销书。我还没拆完礼物，就听到罗莎•卡巴卡斯给我的电话，问那个我不想听到的问题：你和那个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事儿。 你什么都不想干，甚至都没把她弄醒？罗莎•卡巴卡斯说：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原谅一个对她的破处轻蔑待之的男人。钉纽扣也不可能让她累得晕倒，她只是装睡来逃避那个危险的时刻。唯一严重的是，她真的觉得你性无能，而我也很愿意替她广而告之。 我没有故作惊讶来让罗莎满意。即使真做了，我说，她半昏迷状态也太凄惨了，她应该被送去医院。 罗莎降低了声音：问题是这桩买卖也太潦草了。不过还有补救，我可以把这个女孩儿带去忏悔，然后强迫她把钱退给你。 算逑了吧。我说，什么都没发生。说实话，它恰好证明我对这种欲擒故纵的事情已经没兴趣了。这么说这个姑娘其实没错：我确实无能了。 我挂了电话，我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如此轻松，摆脱了我三十岁以来的被奴役感。 晚上七点，我被邀请为雅克·博尔特和阿弗雷德·柯尔特艺术宫演奏会的荣誉嘉宾，他们的D小调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无与伦比。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听够了各种不靠谱的赞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帕德罗•比亚瓦几乎把我拽进化妆间，向演奏家介绍我，我晕头转向地开始赞扬他们的舒曼奏鸣曲有多么好，旁人立刻纠正了我。我无知地把奏鸣曲弄错的形象深刻烙在本地音乐家脑海里，更糟糕的是，我还解释会在周日专栏的乐评里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我漫长生命里，我第一次想杀人。恶魔总在我们耳边低语，导致我们没法在正确的时机正确应答，我回到家仍受折磨，音乐和阅读都无法减轻我的恼怒。多亏罗莎•卡巴卡斯在电话里的大喊大叫把我从崩溃边缘挽救：我看到报纸才知道你才九十岁，我以为你都一百岁了！ 我恼怒道：我他妈的看起来那么老么？ 她说：不是，我是很惊讶你看起来还那么精神。我特别高兴你不是那些虚报岁数好让大家以为他们保养得好得的老头子。她忽然转了话题：我有个礼物给你。 我倒有点惊讶：是什么？ 那个姑娘，她说。 我连过脑子都不用，说：谢了，不过那像桥下的流水一样已经过去了。 她没停接着说下去：我会把她用印度纸包好，在汽锅里用檀香好好炖炖她，送到你屋，免费的。 我还是坚持不用，但罗莎还是固执地真诚解释，说这个姑娘准备破处那天可惨了，用针和顶针缝了两百个扣，虽然还是害怕见血的侵犯，但是已经被教育过要把破处视为应有的牺牲。在和我的一夜里，她曾经起床去上厕所，看我睡得沉就没有叫醒我，等她早上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这个憋足的谎言让我很不满。 罗莎•卡巴卡斯继续说：即使是这样，这个姑娘还是很抱歉。可怜的小东西，她现在就站在我面前，你想和她讲话么？ 鬼才想，我说。 我正写着东西，报社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编辑想明早十一点见我。 我一向很准时。装修的嘈杂让人无法忍受，空气被锤声、水泥灰、焦油气弄得稀薄，编辑室的人已经把它看成常规嘈杂了。编辑主任的办公室却永远冰冷寂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编辑马尔科图里奥三世，还跟个毛头小伙子似的，他看见我进来了，还在站着打电话，越过桌子和我握了握手，示意我坐下。我猜测电话另一头其实没有人，他只想用这种闹剧来糊弄住我。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在和本地长官电话，而且是一场艰难的博弈。我想他还得在我面前做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还真挺勉强。 他有故作精干状的恶习。他刚过二十九岁，懂四门语言，有三个跨国硕士学位。他并不像那种揭竿而起后任命自己为终身领袖的农民，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颇有经验的记者——不过是在靠当了人口贩子致富之后。马尔科看起来有教养，有惊人的英俊且肢体协调，唯一露馅的就是他装腔作势的口音。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领口别着兰花，衣服异常合体。无论街道气候如何变化，他的办公室始终如春。我花了两个小时来穿衣服，贫穷却让我始终无法体面起来，我能不愤懑么。 桌上放着一张报社成立二十五周年时的员工集体照，每个后来死去的人的头上都被画了一个叉。我是右数第三个，头戴草帽，戴了条珍珠别针的领带，照片里那种士官一样的胡须一直留到了四十岁，像远视的神学院学生戴的金属框眼镜我半个世纪 我把专栏给了编辑，告诉他我之前说的话是个玩笑，专栏在这儿。然后我在最后一轮莫名其妙的掌声中逃跑了，趁他们还没发现那其实是我在排了半个世纪的版之后的辞职信。

之后才丢弃。我在不同的办公室都看过这张照片，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读懂它背后的内涵：最早的48个员工中，只有四个还活着了，其中最年轻的还在服多重谋杀罪的二十年刑期。 编辑放下电话，看到我正在看那张照片，他笑着说：这些叉可不是我画的，我也觉得这样很不合适。 他在办公桌后坐下，变了语气：你是我认识的最难料的人。他预期到我的反应，接着说：我这样说是因为你那封辞职信。 我结巴道：我都干了一辈子了。 他说那辞职也不是个好的解决办法，他说专栏意义非凡，专栏中关于老年所说一切都是他读过最好的文章，没道理以一个公民之死的姿势来终结它。幸运的是，当已经排好版，“讨嫌鬼”读了辞职的文章就决定它不能见报，他没有任何人的同意就用马克笔把这个文章从头到尾画了个大叉。他说自己早上发现后给政府写了个抗议信，因为这是职责所在。他说咱们私下说，我其实还是很感激审查官的蛮不讲理，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不用接受这个专栏的终结。他说我求求你了，不要在海中央弃船而逃。最后，他大手一挥：关于音乐，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写的内容嘛！ 他的坚决，让我不敢用反对来加大我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我没有理直气壮地拒绝这单调工作的胆量；而答应他，不过又延长了我的惶恐。我用尽力气控制自己，他才不会看到我窝囊地又流泪了。如是，在这么多年后，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位置上。 剩下的一周，我整个人沉浸在迷茫中。路过流浪动物站的时候，用排版员给我的许可证领养了一只猫，我和动物一向处不来，就像我和对一切了然于心却装聋作哑的婴儿一样。我不讨厌他们，但是我忍受不了他们，因为我没学过怎么对付他们。我觉得那种比起老婆，与狗更处得来的男人简直违反天性，你想想看：教狗怎么吃东西怎么在固定的地点大小便，跟狗说话，甚至和狗分享自己的悲伤。但是不领养这只猫好像是不给排版员面子，更何况，它还是安哥拉猫中好看的一种。有蔷薇色闪光的毛，明亮的眼睛，还有欲说还休的叫声。他们给了我一个篮子，里面放了一本像组装自行车指南一样的主人手册。 军事巡查员在查每个要穿过圣尼古拉斯公园的行人的身份。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也难以想象有什么比被人检阅我的衰老更让人沮丧的事了。这是个四人小分队，头儿是个看起来还没成年的小伙子。士兵出身于贫瘠的高原，都是些强硬而沉默的年轻人，三句话不离本行。长官盯紧了他们安第斯山地的高原红脸蛋儿。在看了我的身份证之后，一个士兵要看看我在篮子里装了什么。 一只猫，我说。 他要看。我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掀开生怕猫受惊逃跑，但是这个小战士想看看篮子底下还有什么，猫狠狠挠了他。 长官过来干预，说它真是安哥拉猫中的明珠。他轻抚着猫喃喃细语，猫没攻击他，可也没搭理。它多大了？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刚收养。 我问是因为它看起来好老，起码有十岁了。 我想问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还想问些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的夸夸其谈让我没什么胃口。 我猜测它是被抛弃了，然后被倒卖了个好价钱。他说，观察它，不要让它去适应你，而是你去适应它，尽量别去管它，直到它培养了充足的自信。 他盖上篮子的盖子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个记者。 你干了多长时间？ 一百年了。 我猜也是。他跟我握手告别，留下一句不知道是建议还是威胁的话，说：小心点儿。 下午，我拔了电话中，以便在精致音乐中暂得逃逸：瓦格纳的单簧管狂想曲、德彪西的萨克风狂想曲、还有布鲁克纳灾难性作品中宛如伊甸绿洲一样的弦乐五重奏。恍惚间，我就发现自己被包裹在黑暗中。在桌下，我发现有东西滑过，不像是什么活物，反而像刷过我的脚的超自然力量，我跳起来大叫。原来是那只神秘而柔情的猫用它的尾巴划过我。我不寒而栗——我和一个非人类生活在一起。 当教堂的钟敲响第七下，蔷薇色天空又迎来一个新的平静开始。船忧伤远航。我想唱诵关于存在或消逝之爱的千古难题。我难抑冲动，缓慢谨慎地拨电话。在第三声之后，我认出了那个声音：好吧，婆娘。我轻叹道：原谅我早上的脾气。 她平静地说：别担心，我一直期待着你来电话呢。 我说：我想要这个女孩儿像初生婴儿一样等着我，但是脸上不要化妆。 她的笑声里全是喉音，说：随便你，不过你丧失了一次脱她一点点儿衣服的乐趣。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老同志喜欢这么做。 我知道，因为他们在一点点儿变老。 好吧，她说：那就准时今晚十点，在她的热火儿冷却之前。 晚上我回家拆了礼物之后，仍然忧虑不安。打字员连续四年送我咖啡壶，排版员送了我在市政流浪动物站领养一只安哥拉猫的许可证，经理象征性地给了我一份分红，秘书们送了我三套印满红唇的丝绸内裤，还有一张卡片写着她们很愿意帮我脱除它。我意识到，年老的魅力之一，就是这些年轻女性朋友们对我表现得轻佻放荡，因为觉得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得到史蒂芬•阿斯科纳斯演奏的肖邦第二十四协奏曲的录音，大多数作家会送我畅销书。我还没拆完礼物，就听到罗莎•卡巴卡斯给我的电话，问那个我不想听到的问题：你和那个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事儿。

。 我心漏了一拍，找台阶下：我们本来会是很好的一对。 你现在不该这么说，她说，因为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相互做个伴儿。 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用一种最自然的语气说：你不会相信，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是个处女。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在房间里放满了装着红玫瑰的花瓶，还在我的枕头上放了一张卡片：我希望你活到一百岁。我嘴里一股异味，坐下来继续写我早些时候没写完的专栏。我一刻不停地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专栏，然后像墨西哥诗里说的那样——“扭扭天鹅颈”。我写下内心深底的文字，不让任何人注意到我的泪水。迟来的灵感，我决定用一个宣言来结尾：随着这个专栏，我进入了愉快充实一生的结尾，死而无憾。 我本打算把专栏放在报社前台，然后回家。但是我没能够。所有的员工都等着为我庆生，整个建筑在装修，到处都是脚手架和碎石。但是他们为了这个派对停工，木头桌子上放了用于祝辞的酒和包装好的礼物。我被闪光灯弄得晕头转向，被摄入每张可作为回忆的照片。 我很高兴看到了广播新闻评论员，以及这个城市其他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以保守著称的晨报《新闻报》；还有不断用连载的激情故事来挑起民众热情的晚间小报《国民报》。他们都聚到一起并不奇怪，在挑起新闻大战时候，偶尔联络一下敌营友情是本市的传统美德。 列席的，还有审查官杰欧尼莫•奥特加，我们叫他“讨嫌鬼”，因为他总是带着他那根掌管生杀大权的每晚都削尖的血红色铅笔在晚上九点出现，确定明早付梓的每个字符都经过他的审查。他特别讨厌我，不仅因为我与众不同的文法系统，还因为我每次用意大利单词的时候总是不加引号或者变成斜体。在忍受他四年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违心地接受他。 秘书们推出一个插着九十根蜡烛的蛋糕，我第一次直视自己的岁数。我在他们唱生日歌的时候咽下泪水，不知道为什么，想起那个沉睡的处女，那并不是一闪而过的怨念，而是对一个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想起的小东西迟来的冲动。当我脑海那个瞬间过去，有人在我手里塞了把刀切蛋糕。害怕被嘲笑，没有人敢做即兴演讲，而我宁死也不愿去回应什么祝辞。作为派对的总结，我很喜欢的主编把我拉回现实。 现在，光荣的九旬老人，他对我说：你的专栏呢？ 事实上，整个下午，我都感觉到它像块炭一样在我口袋里灼烧，但我一直被气氛感染而不敢用辞职信来毁了这个派对。我说：这回没专栏。 主编被这个从上世纪开始就不可能发生的失误弄得很恼火。 理解这回吧，我说，我这一晚上过得可不容易，起床也晕晕乎乎的。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啊，他用他特有的酸不溜秋的幽默感说。 读者会很想知道一个九旬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秘书插嘴说：那一定是个吸引人的秘密。她给了我一个淘气的微笑。 是么？我脸颊烧红了一瞬间。 妈的，我的脸红背叛了我。 另一个容光焕发的秘书指着我说：多美妙啊，你仍然有着会脸红的优雅品质。 她的鲁莽激起了盖过第一次的又一阵脸红。 那一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第一个秘书说：我嫉妒死你了。她给我一个在脸上留下唇印的吻。 忠实记录我窘迫老态的摄影师最残忍。 我把专栏给了编辑，告诉他我之前说的话是个玩笑，专栏在这儿。然后我在最后一轮莫名其妙的掌声中逃跑了，趁他们还没发现那其实是我在排了半个世纪的版之后的辞职信。 晚上我回家拆了礼物之后，仍然忧虑不安。打字员连续四年送我咖啡壶，排版员送了我在市政流浪动物站领养一只安哥拉猫的许可证，经理象征性地给了我一份分红，秘书们送了我三套印满红唇的丝绸内裤，还有一张卡片写着她们很愿意帮我脱除它。我意识到，年老的魅力之一，就是这些年轻女性朋友们对我表现得轻佻放荡，因为觉得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得到史蒂芬•阿斯科纳斯演奏的肖邦第二十四协奏曲的录音，大多数作家会送我畅销书。我还没拆完礼物，就听到罗莎•卡巴卡斯给我的电话，问那个我不想听到的问题：你和那个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事儿。 你什么都不想干，甚至都没把她弄醒？罗莎•卡巴卡斯说：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原谅一个对她的破处轻蔑待之的男人。钉纽扣也不可能让她累得晕倒，她只是装睡来逃避那个危险的时刻。唯一严重的是，她真的觉得你性无能，而我也很愿意替她广而告之。 我没有故作惊讶来让罗莎满意。即使真做了，我说，她半昏迷状态也太凄惨了，她应该被送去医院。 罗莎降低了声音：问题是这桩买卖也太潦草了。不过还有补救，我可以把这个女孩儿带去忏悔，然后强迫她把钱退给你。 算逑了吧。我说，什么都没发生。说实话，它恰好证明我对这种欲擒故纵的事情已经没兴趣了。这么说这个姑娘其实没错：我确实无能了。 我挂了电话，我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如此轻松，摆脱了我三十岁以来的被奴役感。 晚上七点，我被邀请为雅克·博尔特和阿弗雷德·柯尔特艺术宫演奏会的荣誉嘉宾，他们的D小调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无与伦比。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听够了各种不靠谱的赞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帕德罗•比亚瓦几乎把我拽进化妆间，向演奏家介绍我，我晕头转向地开始赞扬他们的舒曼奏鸣曲有多么好，旁人立刻纠正了我。我无知地把奏鸣曲弄错的形象深刻烙在本地音乐家脑海里，更糟糕的是，我还解释会在周日专栏的乐评里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我漫长生命里，我第一次想杀人。恶魔总在我们耳边低语，导致我们没法在正确的时机正确应答，我回到家仍受折磨，音乐和阅读都无法减轻我的恼怒。多亏罗莎•卡巴卡斯在电话里的大喊大叫把我从崩溃边缘挽救：我看到报纸才知道你才九十岁，我以为你都一百岁了！ 我恼怒道：我他妈的看起来那么老么？ 她说：不是，我是很惊讶你看起来还那么精神。我特别高兴你不是那些虚报岁数好让大家以为他们保养得好得的老头子。她忽然转了话题：我有个礼物给你。 我倒有点惊讶：是什么？ 那个姑娘，她说。 我连过脑子都不用，说：谢了，不过那像桥下的流水一样已经过去了。 她没停接着说下去：我会把她用印度纸包好，在汽锅里用檀香好好炖炖她，送到你屋，免费的。 我还是坚持不用，但罗莎还是固执地真诚解释，说这个姑娘准备破处那天可惨了，用针和顶针缝了两百个扣，虽然还是害怕见血的侵犯，但是已经被教育过要把破处视为应有的牺牲。在和我的一夜里，她曾经起床去上厕所，看我睡得沉就没有叫醒我，等她早上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这个憋足的谎言让我很不满。 罗莎•卡巴卡斯继续说：即使是这样，这个姑娘还是很抱歉。可怜的小东西，她现在就站在我面前，你想和她讲话么？ 鬼才想，我说。 我正写着东西，报社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编辑想明早十一点见我。 我一向很准时。装修的嘈杂让人无法忍受，空气被锤声、水泥灰、焦油气弄得稀薄，编辑室的人已经把它看成常规嘈杂了。编辑主任的办公室却永远冰冷寂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编辑马尔科图里奥三世，还跟个毛头小伙子似的，他看见我进来了，还在站着打电话，越过桌子和我握了握手，示意我坐下。我猜测电话另一头其实没有人，他只想用这种闹剧来糊弄住我。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在和本地长官电话，而且是一场艰难的博弈。我想他还得在我面前做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还真挺勉强。 他有故作精干状的恶习。他刚过二十九岁，懂四门语言，有三个跨国硕士学位。他并不像那种揭竿而起后任命自己为终身领袖的农民，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颇有经验的记者——不过是在靠当了人口贩子致富之后。马尔科看起来有教养，有惊人的英俊且肢体协调，唯一露馅的就是他装腔作势的口音。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领口别着兰花，衣服异常合体。无论街道气候如何变化，他的办公室始终如春。我花了两个小时来穿衣服，贫穷却让我始终无法体面起来，我能不愤懑么。 桌上放着一张报社成立二十五周年时的员工集体照，每个后来死去的人的头上都被画了一个叉。我是右数第三个，头戴草帽，戴了条珍珠别针的领带，照片里那种士官一样的胡须一直留到了四十岁，像远视的神学院学生戴的金属框眼镜我半个世纪 你什么都不想干，甚至都没把她弄醒？罗莎•卡巴卡斯说：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原谅一个对她的破处轻蔑待之的男人。钉纽扣也不可能让她累得晕倒，她只是装睡来逃避那个危险的时刻。唯一严重的是，她真的觉得你性无能，而我也很愿意替她广而告之。

我没有故作惊讶来让罗莎满意。即使真做了，我说，她半昏迷状态也太凄惨了，她应该被送去医院。

罗莎降低了声音：问题是这桩买卖也太潦草了。不过还有补救，我可以把这个女孩儿带去忏悔，然后强迫她把钱退给你。

算逑了吧。我说，什么都没发生。说实话，它恰好证明我对这种欲擒故纵的事情已经没兴趣了。这么说这个姑娘其实没错：我确实无能了。

我挂了电话，我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如此轻松，摆脱了我三十岁以来的被奴役感。

晚上七点，我被邀请为雅克·博尔特和阿弗雷德·柯尔特艺术宫演奏会的荣誉嘉宾，他们的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著 蒋方舟译 二 我在我父母留下的图书馆的残骸里写下这些回忆，书架因为蠹鱼日复一日的侵蚀将塌未塌。已说了太多，已做了太多，让我度过残生的，也许几本字典就可以打发了。首先是贝尼托•皮瑞斯•加尔多的《旅行札记》的头两部。另外一本是《灵山》，它帮我理解我母亲因为肺炎而扭曲的情绪。 和我其他的家具不一样，也和我不一样，我写作的那张大桌子随着岁月流逝反而越来越健康了，因为我那个曾经在船上当木匠的祖父，是用最好的木头打造它的。即便我不写作，我也每天早上用毫无意义的精细劲儿去收拾它，以致于我失去了很多情儿。我手边有很多书做伴：两卷1903年出版的皇家学院的《初级词典》，塞巴斯蒂安德比亚斯的《西班牙语宝鉴》，安德鲁斯贝罗的语法书，在修辞学上帮助了我很多。胡里奥卡萨雷斯具有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词典》，妙处在它解释同义词和反义词。尼古拉金加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帮助我理解我在摇篮中习得的我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词典，因为它是其他两本的母本，所以我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的左边，我为了周日的专栏放着五片碎纸片，还有为了吸墨水而装满沙的海螺，比起现代的吸墨纸，我更喜欢用这个。在右边，放着墨水池、金笔以及和它配套的香脂木的底座。直到现在，我仍然使用着母亲教我的那种浪漫的笔迹，而不使用她那个做了一辈子公证员和书记的老公的速记法。曾有一段时间，报社要求所有人都按顺序打字，这样在排字上更精确，但我从没适应这个鬼要求。我一直手写，然后让人母鸡啄食一样费劲地用打印机录入，这是作为一个老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今天，虽然退休，但没有投降，我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电话被拔掉了所以没人能打扰我，没有审查官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看我在写些什么。 我独居，没有狗、鸟、或者仆人——除了总是拯救我于预期之外麻烦的忠诚的达米阿那，她每周过来一次料理我的生活，可即使在她擅长的领域，她也早失远见和聪颖。我母亲临终前，要求我在还年轻的时候娶一个白皙的女人，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儿要继承她、她妈妈、她奶奶那个共同的名字。我打算遵循她的遗志，但我关于“年轻”的定义是如此多变，回过神来，我已错过。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我不小心开错了意大利商人一家在帕多马屋子的门，看见了他们最年轻的女儿西蒙娜•欧提兹赤身裸体地在隔壁卧室午睡，她背朝着门躺着，转头用越过肩膀的锐利目光射向我，以致我都没来得及逃跑。哦，对不起，我嗫嚅，心脏仿佛在嘴里跃动。她微笑，羚羊般优雅地转过身，向我展示她的全部身体。整个房间都被她的狐媚所渗透。她并不像舞台上的奥林匹亚那样一丝不挂，她耳后别着有橘色花瓣的毒花，右手手腕戴着金色手镯，颈上有小珍珠项链。我想，有生之年恐怕再难遭遇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现在发现，确是如此。 我猛地关上门，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尴尬，发誓要忘了她。但是西蒙娜•欧提兹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放话，给我留挑逗的字条和残忍的威胁，造谣说尽管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但疯狂相爱。她是个难以抗拒的女人，有双野猫一样的眼睛，即便穿着衣服也像裸体一样充满挑逗，丰盈的头发是浮夸的金色，她女人的气味，让我在夜里不得不放块抹布在枕边来擦拭体液。我知道这冲动永远不会转化为爱，但是这种邪恶的诱惑是如此强烈，让我在街头寻找每个绿眼妓女来泻火。她给我留下的在帕多马床上的记忆之火光，永远扑灭不了，所以我投降了，正式同意执子之手，交换了戒指，承诺在圣灵降临节前举行盛大婚礼。 这个新闻在唐人街引起的震动大于在联谊会。开始，大家只是嘲笑，后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不看好，一些博学的女人认为婚姻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荒谬。我的订婚典礼遵循了基督教对仪式感的一切要求，在我未婚妻屋子的阶梯上，装饰了亚马逊流域的兰花和悬挂的藤萝。我在七点到达，穿着白色亚麻的礼服，带着手工制作的珠子和瑞士巧克力作为礼物，然后我们聊天，一半密语一半严肃。直到十点，被一眨眼就睡着的阿珍妮达阿姨照看着。这一天，如同小说的开头第一章。 随着认识逐渐加深，西蒙娜变得越来越贪婪饥渴。当六月湿热，她会松开紧身衣和小外套，白天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见她在夜晚饿狼扑食的饥渴。订婚两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她毫无预警地把孩子的话题摆到台面上，用生羊毛为新生儿钩小靴子。我作为配合的未婚夫，学着开始和她一起钩编，用这样的方式打发婚礼前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光阴。我为男婴儿钩蓝色的靴子，她为女婴儿钩粉色的靴子，我们看看谁猜对了。我们一共钩了足够五十个婴儿穿的靴子。在十点之前，我会爬进行李箱里，在唐人街与上帝度过平静的夜晚。 相对于在联谊会那个沉闷的夜晚，唐人街给我举办的狂风骤雨般告别单身的晚上简直是反面。这种对比，帮助我搞清楚这两个世界哪个才属于我，我希望两个都属于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机，因为无论我身处其中哪个世界，都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如同帆船在大海远行而去一样令人心碎地离开。婚礼前的晚上，在《拉巴斯日报》报社的舞会上有一个终极庆典，那种待遇只有加利西亚沉迷肉欲的神父可以享受，所有人穿女装，戴着面纱和橘花，与我成亲。我身处一个亵神逆天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都向我表达爱欲与顺从，而我以忠诚相报，直至死亡。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对于恶兆的预感如影相随。午夜时，我开始数大教堂的钟声，直到可怕的第七声响起，那时我本该在教堂结婚。在第八声钟声响起时，电话铃响了，漫长、坚韧、未知，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仅没有应答，甚至忘了呼吸。在第十声钟响之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始是用拳头轻拍，后来是一个我认识且厌恶的声音大喊大叫。我怕他们会把门推到，但是当第十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被遗留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当中。我哭，为她，也为自己。我祈祷，全心全意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她。上苍没听清我的祷告，因为在同一个夜晚，西蒙娜•欧提兹离开了这片土地，二十年之后才回来，已婚，带着七个本该是我的孩子。 我很难在《拉巴斯日报》维持自己的位置和专栏，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七版。不过，并不是因为这桩社交丑闻，而是因为千禧年带来了盲目热情：“发展”成了这所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在天空穿梭，商人们把装信的麻袋扔进垃圾车，开始用航空邮件。 唯一没变的，是我在报纸里的专栏。年青一代像摧毁木乃伊一样对它发起了攻击，我保持着自己的腔调，对革新之风气毫不妥协，对一切异议装聋作哑。四十岁时，年轻的员工把我的专栏命名为《穆达拉老混蛋有话说》。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跟紧时事。他做出一副深思熟虑过的样子严肃地说：时代变了。 是的，我说，往前走了，可不还是围着太阳转么。 他保留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干的编辑。我自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总是一副贪婪的嘴脸，忘了一开始对未来的期待，直到有一天，发现所谓未来，并非想象中的未来，这时，便开始虚伪地怀旧。我周日的专栏还在那儿，像摧枯拉朽地毁灭旧时代后伫立的废墟，他们意识到，我的专栏不仅是给老人看的，还给那些不畏惧变老的年轻人。我的专栏回到了社论版，偶尔甚至在头版。 不管谁问，我都说真话：是那些婊子们，让我没空结婚。而我永远无法解释九十岁生日那天奇怪的欲望，那时我刚刚离开罗莎•卡巴卡斯的屋子，决定永不激怒命运，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的心情被那一大帮靠着公园栏杆的流民弄得很糟糕。我看到达米阿那趴在客厅擦地，相对于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的大腿让我心思活络了一下。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立刻用裙子遮住腿。 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阿那，关于旧日，你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但你的问题让我开始回忆。 我感觉到了胸腔内的沉重，告诉她：我从未坠入爱河。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过。然后她一边继续擦地一边说：我为你哭过二十二年D小调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无与伦比。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听够了各种不靠谱的赞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帕德罗•比亚瓦几乎把我拽进化妆间，向演奏家介绍我，我晕头转向地开始赞扬他们的舒曼奏鸣曲有多么好，旁人立刻纠正了我。我无知地把奏鸣曲弄错的形象深刻烙在本地音乐家脑海里，更糟糕的是，我还解释会在周日专栏的乐评里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我漫长生命里，我第一次想杀人。恶魔总在我们耳边低语，导致我们没法在正确的时机正确应答，我回到家仍受折磨，音乐和阅读都无法减轻我的恼怒。多亏罗莎•卡巴卡斯在电话里的大喊大叫把我从崩溃边缘挽救：我看到报纸才知道你才九十岁，我以为你都一百岁了！

我恼怒道：我他妈的看起来那么老么？

她说：不是，我是很惊讶你看起来还那么精神。我特别高兴你不是那些虚报岁数好让大家以为他们保养得好得的老头子。她忽然转了话题：我有个礼物给你。

之后才丢弃。我在不同的办公室都看过这张照片，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读懂它背后的内涵：最早的48个员工中，只有四个还活着了，其中最年轻的还在服多重谋杀罪的二十年刑期。 编辑放下电话，看到我正在看那张照片，他笑着说：这些叉可不是我画的，我也觉得这样很不合适。 他在办公桌后坐下，变了语气：你是我认识的最难料的人。他预期到我的反应，接着说：我这样说是因为你那封辞职信。 我结巴道：我都干了一辈子了。 他说那辞职也不是个好的解决办法，他说专栏意义非凡，专栏中关于老年所说一切都是他读过最好的文章，没道理以一个公民之死的姿势来终结它。幸运的是，当已经排好版，“讨嫌鬼”读了辞职的文章就决定它不能见报，他没有任何人的同意就用马克笔把这个文章从头到尾画了个大叉。他说自己早上发现后给政府写了个抗议信，因为这是职责所在。他说咱们私下说，我其实还是很感激审查官的蛮不讲理，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不用接受这个专栏的终结。他说我求求你了，不要在海中央弃船而逃。最后，他大手一挥：关于音乐，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写的内容嘛！ 他的坚决，让我不敢用反对来加大我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我没有理直气壮地拒绝这单调工作的胆量；而答应他，不过又延长了我的惶恐。我用尽力气控制自己，他才不会看到我窝囊地又流泪了。如是，在这么多年后，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位置上。 剩下的一周，我整个人沉浸在迷茫中。路过流浪动物站的时候，用排版员给我的许可证领养了一只猫，我和动物一向处不来，就像我和对一切了然于心却装聋作哑的婴儿一样。我不讨厌他们，但是我忍受不了他们，因为我没学过怎么对付他们。我觉得那种比起老婆，与狗更处得来的男人简直违反天性，你想想看：教狗怎么吃东西怎么在固定的地点大小便，跟狗说话，甚至和狗分享自己的悲伤。但是不领养这只猫好像是不给排版员面子，更何况，它还是安哥拉猫中好看的一种。有蔷薇色闪光的毛，明亮的眼睛，还有欲说还休的叫声。他们给了我一个篮子，里面放了一本像组装自行车指南一样的主人手册。 军事巡查员在查每个要穿过圣尼古拉斯公园的行人的身份。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也难以想象有什么比被人检阅我的衰老更让人沮丧的事了。这是个四人小分队，头儿是个看起来还没成年的小伙子。士兵出身于贫瘠的高原，都是些强硬而沉默的年轻人，三句话不离本行。长官盯紧了他们安第斯山地的高原红脸蛋儿。在看了我的身份证之后，一个士兵要看看我在篮子里装了什么。 一只猫，我说。 他要看。我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掀开生怕猫受惊逃跑，但是这个小战士想看看篮子底下还有什么，猫狠狠挠了他。 长官过来干预，说它真是安哥拉猫中的明珠。他轻抚着猫喃喃细语，猫没攻击他，可也没搭理。它多大了？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刚收养。 我问是因为它看起来好老，起码有十岁了。 我想问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还想问些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的夸夸其谈让我没什么胃口。 我猜测它是被抛弃了，然后被倒卖了个好价钱。他说，观察它，不要让它去适应你，而是你去适应它，尽量别去管它，直到它培养了充足的自信。 他盖上篮子的盖子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个记者。 你干了多长时间？ 一百年了。 我猜也是。他跟我握手告别，留下一句不知道是建议还是威胁的话，说：小心点儿。 下午，我拔了电话中，以便在精致音乐中暂得逃逸：瓦格纳的单簧管狂想曲、德彪西的萨克风狂想曲、还有布鲁克纳灾难性作品中宛如伊甸绿洲一样的弦乐五重奏。恍惚间，我就发现自己被包裹在黑暗中。在桌下，我发现有东西滑过，不像是什么活物，反而像刷过我的脚的超自然力量，我跳起来大叫。原来是那只神秘而柔情的猫用它的尾巴划过我。我不寒而栗——我和一个非人类生活在一起。 当教堂的钟敲响第七下，蔷薇色天空又迎来一个新的平静开始。船忧伤远航。我想唱诵关于存在或消逝之爱的千古难题。我难抑冲动，缓慢谨慎地拨电话。在第三声之后，我认出了那个声音：好吧，婆娘。我轻叹道：原谅我早上的脾气。 她平静地说：别担心，我一直期待着你来电话呢。 我说：我想要这个女孩儿像初生婴儿一样等着我，但是脸上不要化妆。 她的笑声里全是喉音，说：随便你，不过你丧失了一次脱她一点点儿衣服的乐趣。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老同志喜欢这么做。 我知道，因为他们在一点点儿变老。 好吧，她说：那就准时今晚十点，在她的热火儿冷却之前。 我倒有点惊讶：是什么？

那个姑娘，她说。

我连过脑子都不用，说：谢了，不过那像桥下的流水一样已经过去了。

。 我心漏了一拍，找台阶下：我们本来会是很好的一对。 你现在不该这么说，她说，因为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相互做个伴儿。 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用一种最自然的语气说：你不会相信，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是个处女。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在房间里放满了装着红玫瑰的花瓶，还在我的枕头上放了一张卡片：我希望你活到一百岁。我嘴里一股异味，坐下来继续写我早些时候没写完的专栏。我一刻不停地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专栏，然后像墨西哥诗里说的那样——“扭扭天鹅颈”。我写下内心深底的文字，不让任何人注意到我的泪水。迟来的灵感，我决定用一个宣言来结尾：随着这个专栏，我进入了愉快充实一生的结尾，死而无憾。 我本打算把专栏放在报社前台，然后回家。但是我没能够。所有的员工都等着为我庆生，整个建筑在装修，到处都是脚手架和碎石。但是他们为了这个派对停工，木头桌子上放了用于祝辞的酒和包装好的礼物。我被闪光灯弄得晕头转向，被摄入每张可作为回忆的照片。 我很高兴看到了广播新闻评论员，以及这个城市其他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以保守著称的晨报《新闻报》；还有不断用连载的激情故事来挑起民众热情的晚间小报《国民报》。他们都聚到一起并不奇怪，在挑起新闻大战时候，偶尔联络一下敌营友情是本市的传统美德。 列席的，还有审查官杰欧尼莫•奥特加，我们叫他“讨嫌鬼”，因为他总是带着他那根掌管生杀大权的每晚都削尖的血红色铅笔在晚上九点出现，确定明早付梓的每个字符都经过他的审查。他特别讨厌我，不仅因为我与众不同的文法系统，还因为我每次用意大利单词的时候总是不加引号或者变成斜体。在忍受他四年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违心地接受他。 秘书们推出一个插着九十根蜡烛的蛋糕，我第一次直视自己的岁数。我在他们唱生日歌的时候咽下泪水，不知道为什么，想起那个沉睡的处女，那并不是一闪而过的怨念，而是对一个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想起的小东西迟来的冲动。当我脑海那个瞬间过去，有人在我手里塞了把刀切蛋糕。害怕被嘲笑，没有人敢做即兴演讲，而我宁死也不愿去回应什么祝辞。作为派对的总结，我很喜欢的主编把我拉回现实。 现在，光荣的九旬老人，他对我说：你的专栏呢？ 事实上，整个下午，我都感觉到它像块炭一样在我口袋里灼烧，但我一直被气氛感染而不敢用辞职信来毁了这个派对。我说：这回没专栏。 主编被这个从上世纪开始就不可能发生的失误弄得很恼火。 理解这回吧，我说，我这一晚上过得可不容易，起床也晕晕乎乎的。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啊，他用他特有的酸不溜秋的幽默感说。 读者会很想知道一个九旬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秘书插嘴说：那一定是个吸引人的秘密。她给了我一个淘气的微笑。 是么？我脸颊烧红了一瞬间。 妈的，我的脸红背叛了我。 另一个容光焕发的秘书指着我说：多美妙啊，你仍然有着会脸红的优雅品质。 她的鲁莽激起了盖过第一次的又一阵脸红。 那一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第一个秘书说：我嫉妒死你了。她给我一个在脸上留下唇印的吻。 忠实记录我窘迫老态的摄影师最残忍。 我把专栏给了编辑，告诉他我之前说的话是个玩笑，专栏在这儿。然后我在最后一轮莫名其妙的掌声中逃跑了，趁他们还没发现那其实是我在排了半个世纪的版之后的辞职信。 晚上我回家拆了礼物之后，仍然忧虑不安。打字员连续四年送我咖啡壶，排版员送了我在市政流浪动物站领养一只安哥拉猫的许可证，经理象征性地给了我一份分红，秘书们送了我三套印满红唇的丝绸内裤，还有一张卡片写着她们很愿意帮我脱除它。我意识到，年老的魅力之一，就是这些年轻女性朋友们对我表现得轻佻放荡，因为觉得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得到史蒂芬•阿斯科纳斯演奏的肖邦第二十四协奏曲的录音，大多数作家会送我畅销书。我还没拆完礼物，就听到罗莎•卡巴卡斯给我的电话，问那个我不想听到的问题：你和那个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事儿。 你什么都不想干，甚至都没把她弄醒？罗莎•卡巴卡斯说：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原谅一个对她的破处轻蔑待之的男人。钉纽扣也不可能让她累得晕倒，她只是装睡来逃避那个危险的时刻。唯一严重的是，她真的觉得你性无能，而我也很愿意替她广而告之。 我没有故作惊讶来让罗莎满意。即使真做了，我说，她半昏迷状态也太凄惨了，她应该被送去医院。 罗莎降低了声音：问题是这桩买卖也太潦草了。不过还有补救，我可以把这个女孩儿带去忏悔，然后强迫她把钱退给你。 算逑了吧。我说，什么都没发生。说实话，它恰好证明我对这种欲擒故纵的事情已经没兴趣了。这么说这个姑娘其实没错：我确实无能了。 我挂了电话，我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如此轻松，摆脱了我三十岁以来的被奴役感。 晚上七点，我被邀请为雅克·博尔特和阿弗雷德·柯尔特艺术宫演奏会的荣誉嘉宾，他们的D小调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无与伦比。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听够了各种不靠谱的赞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帕德罗•比亚瓦几乎把我拽进化妆间，向演奏家介绍我，我晕头转向地开始赞扬他们的舒曼奏鸣曲有多么好，旁人立刻纠正了我。我无知地把奏鸣曲弄错的形象深刻烙在本地音乐家脑海里，更糟糕的是，我还解释会在周日专栏的乐评里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我漫长生命里，我第一次想杀人。恶魔总在我们耳边低语，导致我们没法在正确的时机正确应答，我回到家仍受折磨，音乐和阅读都无法减轻我的恼怒。多亏罗莎•卡巴卡斯在电话里的大喊大叫把我从崩溃边缘挽救：我看到报纸才知道你才九十岁，我以为你都一百岁了！ 我恼怒道：我他妈的看起来那么老么？ 她说：不是，我是很惊讶你看起来还那么精神。我特别高兴你不是那些虚报岁数好让大家以为他们保养得好得的老头子。她忽然转了话题：我有个礼物给你。 我倒有点惊讶：是什么？ 那个姑娘，她说。 我连过脑子都不用，说：谢了，不过那像桥下的流水一样已经过去了。 她没停接着说下去：我会把她用印度纸包好，在汽锅里用檀香好好炖炖她，送到你屋，免费的。 我还是坚持不用，但罗莎还是固执地真诚解释，说这个姑娘准备破处那天可惨了，用针和顶针缝了两百个扣，虽然还是害怕见血的侵犯，但是已经被教育过要把破处视为应有的牺牲。在和我的一夜里，她曾经起床去上厕所，看我睡得沉就没有叫醒我，等她早上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这个憋足的谎言让我很不满。 罗莎•卡巴卡斯继续说：即使是这样，这个姑娘还是很抱歉。可怜的小东西，她现在就站在我面前，你想和她讲话么？ 鬼才想，我说。 我正写着东西，报社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编辑想明早十一点见我。 我一向很准时。装修的嘈杂让人无法忍受，空气被锤声、水泥灰、焦油气弄得稀薄，编辑室的人已经把它看成常规嘈杂了。编辑主任的办公室却永远冰冷寂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编辑马尔科图里奥三世，还跟个毛头小伙子似的，他看见我进来了，还在站着打电话，越过桌子和我握了握手，示意我坐下。我猜测电话另一头其实没有人，他只想用这种闹剧来糊弄住我。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在和本地长官电话，而且是一场艰难的博弈。我想他还得在我面前做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还真挺勉强。 他有故作精干状的恶习。他刚过二十九岁，懂四门语言，有三个跨国硕士学位。他并不像那种揭竿而起后任命自己为终身领袖的农民，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颇有经验的记者——不过是在靠当了人口贩子致富之后。马尔科看起来有教养，有惊人的英俊且肢体协调，唯一露馅的就是他装腔作势的口音。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领口别着兰花，衣服异常合体。无论街道气候如何变化，他的办公室始终如春。我花了两个小时来穿衣服，贫穷却让我始终无法体面起来，我能不愤懑么。 桌上放着一张报社成立二十五周年时的员工集体照，每个后来死去的人的头上都被画了一个叉。我是右数第三个，头戴草帽，戴了条珍珠别针的领带，照片里那种士官一样的胡须一直留到了四十岁，像远视的神学院学生戴的金属框眼镜我半个世纪 她没停接着说下去：我会把她用印度纸包好，在汽锅里用檀香好好炖炖她，送到你屋，免费的。

我还是坚持不用，但罗莎还是固执地真诚解释，说这个姑娘准备破处那天可惨了，用针和顶针缝了两百个扣，虽然还是害怕见血的侵犯，但是已经被教育过要把破处视为应有的牺牲。在和我的一夜里，她曾经起床去上厕所，看我睡得沉就没有叫醒我，等她早上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这个憋足的谎言让我很不满。

。 我心漏了一拍，找台阶下：我们本来会是很好的一对。 你现在不该这么说，她说，因为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相互做个伴儿。 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用一种最自然的语气说：你不会相信，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是个处女。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在房间里放满了装着红玫瑰的花瓶，还在我的枕头上放了一张卡片：我希望你活到一百岁。我嘴里一股异味，坐下来继续写我早些时候没写完的专栏。我一刻不停地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专栏，然后像墨西哥诗里说的那样——“扭扭天鹅颈”。我写下内心深底的文字，不让任何人注意到我的泪水。迟来的灵感，我决定用一个宣言来结尾：随着这个专栏，我进入了愉快充实一生的结尾，死而无憾。 我本打算把专栏放在报社前台，然后回家。但是我没能够。所有的员工都等着为我庆生，整个建筑在装修，到处都是脚手架和碎石。但是他们为了这个派对停工，木头桌子上放了用于祝辞的酒和包装好的礼物。我被闪光灯弄得晕头转向，被摄入每张可作为回忆的照片。 我很高兴看到了广播新闻评论员，以及这个城市其他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以保守著称的晨报《新闻报》；还有不断用连载的激情故事来挑起民众热情的晚间小报《国民报》。他们都聚到一起并不奇怪，在挑起新闻大战时候，偶尔联络一下敌营友情是本市的传统美德。 列席的，还有审查官杰欧尼莫•奥特加，我们叫他“讨嫌鬼”，因为他总是带着他那根掌管生杀大权的每晚都削尖的血红色铅笔在晚上九点出现，确定明早付梓的每个字符都经过他的审查。他特别讨厌我，不仅因为我与众不同的文法系统，还因为我每次用意大利单词的时候总是不加引号或者变成斜体。在忍受他四年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违心地接受他。 秘书们推出一个插着九十根蜡烛的蛋糕，我第一次直视自己的岁数。我在他们唱生日歌的时候咽下泪水，不知道为什么，想起那个沉睡的处女，那并不是一闪而过的怨念，而是对一个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想起的小东西迟来的冲动。当我脑海那个瞬间过去，有人在我手里塞了把刀切蛋糕。害怕被嘲笑，没有人敢做即兴演讲，而我宁死也不愿去回应什么祝辞。作为派对的总结，我很喜欢的主编把我拉回现实。 现在，光荣的九旬老人，他对我说：你的专栏呢？ 事实上，整个下午，我都感觉到它像块炭一样在我口袋里灼烧，但我一直被气氛感染而不敢用辞职信来毁了这个派对。我说：这回没专栏。 主编被这个从上世纪开始就不可能发生的失误弄得很恼火。 理解这回吧，我说，我这一晚上过得可不容易，起床也晕晕乎乎的。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啊，他用他特有的酸不溜秋的幽默感说。 读者会很想知道一个九旬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秘书插嘴说：那一定是个吸引人的秘密。她给了我一个淘气的微笑。 是么？我脸颊烧红了一瞬间。 妈的，我的脸红背叛了我。 另一个容光焕发的秘书指着我说：多美妙啊，你仍然有着会脸红的优雅品质。 她的鲁莽激起了盖过第一次的又一阵脸红。 那一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第一个秘书说：我嫉妒死你了。她给我一个在脸上留下唇印的吻。 忠实记录我窘迫老态的摄影师最残忍。 我把专栏给了编辑，告诉他我之前说的话是个玩笑，专栏在这儿。然后我在最后一轮莫名其妙的掌声中逃跑了，趁他们还没发现那其实是我在排了半个世纪的版之后的辞职信。 晚上我回家拆了礼物之后，仍然忧虑不安。打字员连续四年送我咖啡壶，排版员送了我在市政流浪动物站领养一只安哥拉猫的许可证，经理象征性地给了我一份分红，秘书们送了我三套印满红唇的丝绸内裤，还有一张卡片写着她们很愿意帮我脱除它。我意识到，年老的魅力之一，就是这些年轻女性朋友们对我表现得轻佻放荡，因为觉得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得到史蒂芬•阿斯科纳斯演奏的肖邦第二十四协奏曲的录音，大多数作家会送我畅销书。我还没拆完礼物，就听到罗莎•卡巴卡斯给我的电话，问那个我不想听到的问题：你和那个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事儿。 你什么都不想干，甚至都没把她弄醒？罗莎•卡巴卡斯说：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原谅一个对她的破处轻蔑待之的男人。钉纽扣也不可能让她累得晕倒，她只是装睡来逃避那个危险的时刻。唯一严重的是，她真的觉得你性无能，而我也很愿意替她广而告之。 我没有故作惊讶来让罗莎满意。即使真做了，我说，她半昏迷状态也太凄惨了，她应该被送去医院。 罗莎降低了声音：问题是这桩买卖也太潦草了。不过还有补救，我可以把这个女孩儿带去忏悔，然后强迫她把钱退给你。 算逑了吧。我说，什么都没发生。说实话，它恰好证明我对这种欲擒故纵的事情已经没兴趣了。这么说这个姑娘其实没错：我确实无能了。 我挂了电话，我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如此轻松，摆脱了我三十岁以来的被奴役感。 晚上七点，我被邀请为雅克·博尔特和阿弗雷德·柯尔特艺术宫演奏会的荣誉嘉宾，他们的D小调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无与伦比。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听够了各种不靠谱的赞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帕德罗•比亚瓦几乎把我拽进化妆间，向演奏家介绍我，我晕头转向地开始赞扬他们的舒曼奏鸣曲有多么好，旁人立刻纠正了我。我无知地把奏鸣曲弄错的形象深刻烙在本地音乐家脑海里，更糟糕的是，我还解释会在周日专栏的乐评里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我漫长生命里，我第一次想杀人。恶魔总在我们耳边低语，导致我们没法在正确的时机正确应答，我回到家仍受折磨，音乐和阅读都无法减轻我的恼怒。多亏罗莎•卡巴卡斯在电话里的大喊大叫把我从崩溃边缘挽救：我看到报纸才知道你才九十岁，我以为你都一百岁了！ 我恼怒道：我他妈的看起来那么老么？ 她说：不是，我是很惊讶你看起来还那么精神。我特别高兴你不是那些虚报岁数好让大家以为他们保养得好得的老头子。她忽然转了话题：我有个礼物给你。 我倒有点惊讶：是什么？ 那个姑娘，她说。 我连过脑子都不用，说：谢了，不过那像桥下的流水一样已经过去了。 她没停接着说下去：我会把她用印度纸包好，在汽锅里用檀香好好炖炖她，送到你屋，免费的。 我还是坚持不用，但罗莎还是固执地真诚解释，说这个姑娘准备破处那天可惨了，用针和顶针缝了两百个扣，虽然还是害怕见血的侵犯，但是已经被教育过要把破处视为应有的牺牲。在和我的一夜里，她曾经起床去上厕所，看我睡得沉就没有叫醒我，等她早上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这个憋足的谎言让我很不满。 罗莎•卡巴卡斯继续说：即使是这样，这个姑娘还是很抱歉。可怜的小东西，她现在就站在我面前，你想和她讲话么？ 鬼才想，我说。 我正写着东西，报社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编辑想明早十一点见我。 我一向很准时。装修的嘈杂让人无法忍受，空气被锤声、水泥灰、焦油气弄得稀薄，编辑室的人已经把它看成常规嘈杂了。编辑主任的办公室却永远冰冷寂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编辑马尔科图里奥三世，还跟个毛头小伙子似的，他看见我进来了，还在站着打电话，越过桌子和我握了握手，示意我坐下。我猜测电话另一头其实没有人，他只想用这种闹剧来糊弄住我。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在和本地长官电话，而且是一场艰难的博弈。我想他还得在我面前做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还真挺勉强。 他有故作精干状的恶习。他刚过二十九岁，懂四门语言，有三个跨国硕士学位。他并不像那种揭竿而起后任命自己为终身领袖的农民，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颇有经验的记者——不过是在靠当了人口贩子致富之后。马尔科看起来有教养，有惊人的英俊且肢体协调，唯一露馅的就是他装腔作势的口音。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领口别着兰花，衣服异常合体。无论街道气候如何变化，他的办公室始终如春。我花了两个小时来穿衣服，贫穷却让我始终无法体面起来，我能不愤懑么。 桌上放着一张报社成立二十五周年时的员工集体照，每个后来死去的人的头上都被画了一个叉。我是右数第三个，头戴草帽，戴了条珍珠别针的领带，照片里那种士官一样的胡须一直留到了四十岁，像远视的神学院学生戴的金属框眼镜我半个世纪 罗莎•卡巴卡斯继续说：即使是这样，这个姑娘还是很抱歉。可怜的小东西，她现在就站在我面前，你想和她讲话么？

鬼才想，我说。

我正写着东西，报社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编辑想明早十一点见我。

我一向很准时。装修的嘈杂让人无法忍受，空气被锤声、水泥灰、焦油气弄得稀薄，编辑室的人已经把它看成常规嘈杂了。编辑主任的办公室却永远冰冷寂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编辑马尔科图里奥三世，还跟个毛头小伙子似的，他看见我进来了，还在站着打电话，越过桌子和我握了握手，示意我坐下。我猜测电话另一头其实没有人，他只想用这种闹剧来糊弄住我。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在和本地长官电话，而且是一场艰难的博弈。我想他还得在我面前做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还真挺勉强。

他有故作精干状的恶习。他刚过二十九岁，懂四门语言，有三个跨国硕士学位。他并不像那种揭竿而起后任命自己为终身领袖的农民，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颇有经验的记者——不过是在靠当了人口贩子致富之后。马尔科看起来有教养，有惊人的英俊且肢体协调，唯一露馅的就是他装腔作势的口音。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领口别着兰花，衣服异常合体。无论街道气候如何变化，他的办公室始终如春。我花了两个小时来穿衣服，贫穷却让我始终无法体面起来，我能不愤懑么。

桌上放着一张报社成立二十五周年时的员工集体照，每个后来死去的人的头上都被画了一个叉。我是右数第三个，头戴草帽，戴了条珍珠别针的领带，照片里那种士官一样的胡须一直留到了四十岁，像远视的神学院学生戴的金属框眼镜我半个世纪之后才丢弃。我在不同的办公室都看过这张照片，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读懂它背后的内涵：最早的48个员工中，只有四个还活着了，其中最年轻的还在服多重谋杀罪的二十年刑期。

编辑放下电话，看到我正在看那张照片，他笑着说：这些叉可不是我画的，我也觉得这样很不合适。

他在办公桌后坐下，变了语气：你是我认识的最难料的人。他预期到我的反应，接着说：我这样说是因为你那封辞职信。

我结巴道：我都干了一辈子了。

他说那辞职也不是个好的解决办法，他说专栏意义非凡，专栏中关于老年所说一切都是他读过最好的文章，没道理以一个公民之死的姿势来终结它。幸运的是，当已经排好版，“讨嫌鬼”读了辞职的文章就决定它不能见报，他没有任何人的同意就用马克笔把这个文章从头到尾画了个大叉。他说自己早上发现后给政府写了个抗议信，因为这是职责所在。他说咱们私下说，我其实还是很感激审查官的蛮不讲理，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不用接受这个专栏的终结。他说我求求你了，不要在海中央弃船而逃。最后，他大手一挥：关于音乐，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写的内容嘛！

他的坚决，让我不敢用反对来加大我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我没有理直气壮地拒绝这单调工作的胆量；而答应他，不过又延长了我的惶恐。我用尽力气控制自己，他才不会看到我窝囊地又流泪了。如是，在这么多年后，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位置上。

剩下的一周，我整个人沉浸在迷茫中。路过流浪动物站的时候，用排版员给我的许可证领养了一只猫，我和动物一向处不来，就像我和对一切了然于心却装聋作哑的婴儿一样。我不讨厌他们，但是我忍受不了他们，因为我没学过怎么对付他们。我觉得那种比起老婆，与狗更处得来的男人简直违反天性，你想想看：教狗怎么吃东西怎么在固定的地点大小便，跟狗说话，甚至和狗分享自己的悲伤。但是不领养这只猫好像是不给排版员面子，更何况，它还是安哥拉猫中好看的一种。有蔷薇色闪光的毛，明亮的眼睛，还有欲说还休的叫声。他们给了我一个篮子，里面放了一本像组装自行车指南一样的主人手册。

军事巡查员在查每个要穿过圣尼古拉斯公园的行人的身份。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也难以想象有什么比被人检阅我的衰老更让人沮丧的事了。这是个四人小分队，头儿是个看起来还没成年的小伙子。士兵出身于贫瘠的高原，都是些强硬而沉默的年轻人，三句话不离本行。长官盯紧了他们安第斯山地的高原红脸蛋儿。在看了我的身份证之后，一个士兵要看看我在篮子里装了什么。

一只猫，我说。

他要看。我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掀开生怕猫受惊逃跑，但是这个小战士想看看篮子底下还有什么，猫狠狠挠了他。

。 我心漏了一拍，找台阶下：我们本来会是很好的一对。 你现在不该这么说，她说，因为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相互做个伴儿。 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用一种最自然的语气说：你不会相信，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是个处女。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在房间里放满了装着红玫瑰的花瓶，还在我的枕头上放了一张卡片：我希望你活到一百岁。我嘴里一股异味，坐下来继续写我早些时候没写完的专栏。我一刻不停地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专栏，然后像墨西哥诗里说的那样——“扭扭天鹅颈”。我写下内心深底的文字，不让任何人注意到我的泪水。迟来的灵感，我决定用一个宣言来结尾：随着这个专栏，我进入了愉快充实一生的结尾，死而无憾。 我本打算把专栏放在报社前台，然后回家。但是我没能够。所有的员工都等着为我庆生，整个建筑在装修，到处都是脚手架和碎石。但是他们为了这个派对停工，木头桌子上放了用于祝辞的酒和包装好的礼物。我被闪光灯弄得晕头转向，被摄入每张可作为回忆的照片。 我很高兴看到了广播新闻评论员，以及这个城市其他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以保守著称的晨报《新闻报》；还有不断用连载的激情故事来挑起民众热情的晚间小报《国民报》。他们都聚到一起并不奇怪，在挑起新闻大战时候，偶尔联络一下敌营友情是本市的传统美德。 列席的，还有审查官杰欧尼莫•奥特加，我们叫他“讨嫌鬼”，因为他总是带着他那根掌管生杀大权的每晚都削尖的血红色铅笔在晚上九点出现，确定明早付梓的每个字符都经过他的审查。他特别讨厌我，不仅因为我与众不同的文法系统，还因为我每次用意大利单词的时候总是不加引号或者变成斜体。在忍受他四年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违心地接受他。 秘书们推出一个插着九十根蜡烛的蛋糕，我第一次直视自己的岁数。我在他们唱生日歌的时候咽下泪水，不知道为什么，想起那个沉睡的处女，那并不是一闪而过的怨念，而是对一个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想起的小东西迟来的冲动。当我脑海那个瞬间过去，有人在我手里塞了把刀切蛋糕。害怕被嘲笑，没有人敢做即兴演讲，而我宁死也不愿去回应什么祝辞。作为派对的总结，我很喜欢的主编把我拉回现实。 现在，光荣的九旬老人，他对我说：你的专栏呢？ 事实上，整个下午，我都感觉到它像块炭一样在我口袋里灼烧，但我一直被气氛感染而不敢用辞职信来毁了这个派对。我说：这回没专栏。 主编被这个从上世纪开始就不可能发生的失误弄得很恼火。 理解这回吧，我说，我这一晚上过得可不容易，起床也晕晕乎乎的。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啊，他用他特有的酸不溜秋的幽默感说。 读者会很想知道一个九旬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秘书插嘴说：那一定是个吸引人的秘密。她给了我一个淘气的微笑。 是么？我脸颊烧红了一瞬间。 妈的，我的脸红背叛了我。 另一个容光焕发的秘书指着我说：多美妙啊，你仍然有着会脸红的优雅品质。 她的鲁莽激起了盖过第一次的又一阵脸红。 那一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第一个秘书说：我嫉妒死你了。她给我一个在脸上留下唇印的吻。 忠实记录我窘迫老态的摄影师最残忍。 我把专栏给了编辑，告诉他我之前说的话是个玩笑，专栏在这儿。然后我在最后一轮莫名其妙的掌声中逃跑了，趁他们还没发现那其实是我在排了半个世纪的版之后的辞职信。 晚上我回家拆了礼物之后，仍然忧虑不安。打字员连续四年送我咖啡壶，排版员送了我在市政流浪动物站领养一只安哥拉猫的许可证，经理象征性地给了我一份分红，秘书们送了我三套印满红唇的丝绸内裤，还有一张卡片写着她们很愿意帮我脱除它。我意识到，年老的魅力之一，就是这些年轻女性朋友们对我表现得轻佻放荡，因为觉得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得到史蒂芬•阿斯科纳斯演奏的肖邦第二十四协奏曲的录音，大多数作家会送我畅销书。我还没拆完礼物，就听到罗莎•卡巴卡斯给我的电话，问那个我不想听到的问题：你和那个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事儿。 你什么都不想干，甚至都没把她弄醒？罗莎•卡巴卡斯说：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原谅一个对她的破处轻蔑待之的男人。钉纽扣也不可能让她累得晕倒，她只是装睡来逃避那个危险的时刻。唯一严重的是，她真的觉得你性无能，而我也很愿意替她广而告之。 我没有故作惊讶来让罗莎满意。即使真做了，我说，她半昏迷状态也太凄惨了，她应该被送去医院。 罗莎降低了声音：问题是这桩买卖也太潦草了。不过还有补救，我可以把这个女孩儿带去忏悔，然后强迫她把钱退给你。 算逑了吧。我说，什么都没发生。说实话，它恰好证明我对这种欲擒故纵的事情已经没兴趣了。这么说这个姑娘其实没错：我确实无能了。 我挂了电话，我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如此轻松，摆脱了我三十岁以来的被奴役感。 晚上七点，我被邀请为雅克·博尔特和阿弗雷德·柯尔特艺术宫演奏会的荣誉嘉宾，他们的D小调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无与伦比。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听够了各种不靠谱的赞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帕德罗•比亚瓦几乎把我拽进化妆间，向演奏家介绍我，我晕头转向地开始赞扬他们的舒曼奏鸣曲有多么好，旁人立刻纠正了我。我无知地把奏鸣曲弄错的形象深刻烙在本地音乐家脑海里，更糟糕的是，我还解释会在周日专栏的乐评里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我漫长生命里，我第一次想杀人。恶魔总在我们耳边低语，导致我们没法在正确的时机正确应答，我回到家仍受折磨，音乐和阅读都无法减轻我的恼怒。多亏罗莎•卡巴卡斯在电话里的大喊大叫把我从崩溃边缘挽救：我看到报纸才知道你才九十岁，我以为你都一百岁了！ 我恼怒道：我他妈的看起来那么老么？ 她说：不是，我是很惊讶你看起来还那么精神。我特别高兴你不是那些虚报岁数好让大家以为他们保养得好得的老头子。她忽然转了话题：我有个礼物给你。 我倒有点惊讶：是什么？ 那个姑娘，她说。 我连过脑子都不用，说：谢了，不过那像桥下的流水一样已经过去了。 她没停接着说下去：我会把她用印度纸包好，在汽锅里用檀香好好炖炖她，送到你屋，免费的。 我还是坚持不用，但罗莎还是固执地真诚解释，说这个姑娘准备破处那天可惨了，用针和顶针缝了两百个扣，虽然还是害怕见血的侵犯，但是已经被教育过要把破处视为应有的牺牲。在和我的一夜里，她曾经起床去上厕所，看我睡得沉就没有叫醒我，等她早上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这个憋足的谎言让我很不满。 罗莎•卡巴卡斯继续说：即使是这样，这个姑娘还是很抱歉。可怜的小东西，她现在就站在我面前，你想和她讲话么？ 鬼才想，我说。 我正写着东西，报社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编辑想明早十一点见我。 我一向很准时。装修的嘈杂让人无法忍受，空气被锤声、水泥灰、焦油气弄得稀薄，编辑室的人已经把它看成常规嘈杂了。编辑主任的办公室却永远冰冷寂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编辑马尔科图里奥三世，还跟个毛头小伙子似的，他看见我进来了，还在站着打电话，越过桌子和我握了握手，示意我坐下。我猜测电话另一头其实没有人，他只想用这种闹剧来糊弄住我。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在和本地长官电话，而且是一场艰难的博弈。我想他还得在我面前做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还真挺勉强。 他有故作精干状的恶习。他刚过二十九岁，懂四门语言，有三个跨国硕士学位。他并不像那种揭竿而起后任命自己为终身领袖的农民，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颇有经验的记者——不过是在靠当了人口贩子致富之后。马尔科看起来有教养，有惊人的英俊且肢体协调，唯一露馅的就是他装腔作势的口音。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领口别着兰花，衣服异常合体。无论街道气候如何变化，他的办公室始终如春。我花了两个小时来穿衣服，贫穷却让我始终无法体面起来，我能不愤懑么。 桌上放着一张报社成立二十五周年时的员工集体照，每个后来死去的人的头上都被画了一个叉。我是右数第三个，头戴草帽，戴了条珍珠别针的领带，照片里那种士官一样的胡须一直留到了四十岁，像远视的神学院学生戴的金属框眼镜我半个世纪 长官过来干预，说它真是安哥拉猫中的明珠。他轻抚着猫喃喃细语，猫没攻击他，可也没搭理。它多大了？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刚收养。

我问是因为它看起来好老，起码有十岁了。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著 蒋方舟译 二 我在我父母留下的图书馆的残骸里写下这些回忆，书架因为蠹鱼日复一日的侵蚀将塌未塌。已说了太多，已做了太多，让我度过残生的，也许几本字典就可以打发了。首先是贝尼托•皮瑞斯•加尔多的《旅行札记》的头两部。另外一本是《灵山》，它帮我理解我母亲因为肺炎而扭曲的情绪。 和我其他的家具不一样，也和我不一样，我写作的那张大桌子随着岁月流逝反而越来越健康了，因为我那个曾经在船上当木匠的祖父，是用最好的木头打造它的。即便我不写作，我也每天早上用毫无意义的精细劲儿去收拾它，以致于我失去了很多情儿。我手边有很多书做伴：两卷1903年出版的皇家学院的《初级词典》，塞巴斯蒂安德比亚斯的《西班牙语宝鉴》，安德鲁斯贝罗的语法书，在修辞学上帮助了我很多。胡里奥卡萨雷斯具有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词典》，妙处在它解释同义词和反义词。尼古拉金加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帮助我理解我在摇篮中习得的我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词典，因为它是其他两本的母本，所以我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的左边，我为了周日的专栏放着五片碎纸片，还有为了吸墨水而装满沙的海螺，比起现代的吸墨纸，我更喜欢用这个。在右边，放着墨水池、金笔以及和它配套的香脂木的底座。直到现在，我仍然使用着母亲教我的那种浪漫的笔迹，而不使用她那个做了一辈子公证员和书记的老公的速记法。曾有一段时间，报社要求所有人都按顺序打字，这样在排字上更精确，但我从没适应这个鬼要求。我一直手写，然后让人母鸡啄食一样费劲地用打印机录入，这是作为一个老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今天，虽然退休，但没有投降，我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电话被拔掉了所以没人能打扰我，没有审查官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看我在写些什么。 我独居，没有狗、鸟、或者仆人——除了总是拯救我于预期之外麻烦的忠诚的达米阿那，她每周过来一次料理我的生活，可即使在她擅长的领域，她也早失远见和聪颖。我母亲临终前，要求我在还年轻的时候娶一个白皙的女人，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儿要继承她、她妈妈、她奶奶那个共同的名字。我打算遵循她的遗志，但我关于“年轻”的定义是如此多变，回过神来，我已错过。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我不小心开错了意大利商人一家在帕多马屋子的门，看见了他们最年轻的女儿西蒙娜•欧提兹赤身裸体地在隔壁卧室午睡，她背朝着门躺着，转头用越过肩膀的锐利目光射向我，以致我都没来得及逃跑。哦，对不起，我嗫嚅，心脏仿佛在嘴里跃动。她微笑，羚羊般优雅地转过身，向我展示她的全部身体。整个房间都被她的狐媚所渗透。她并不像舞台上的奥林匹亚那样一丝不挂，她耳后别着有橘色花瓣的毒花，右手手腕戴着金色手镯，颈上有小珍珠项链。我想，有生之年恐怕再难遭遇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现在发现，确是如此。 我猛地关上门，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尴尬，发誓要忘了她。但是西蒙娜•欧提兹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放话，给我留挑逗的字条和残忍的威胁，造谣说尽管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但疯狂相爱。她是个难以抗拒的女人，有双野猫一样的眼睛，即便穿着衣服也像裸体一样充满挑逗，丰盈的头发是浮夸的金色，她女人的气味，让我在夜里不得不放块抹布在枕边来擦拭体液。我知道这冲动永远不会转化为爱，但是这种邪恶的诱惑是如此强烈，让我在街头寻找每个绿眼妓女来泻火。她给我留下的在帕多马床上的记忆之火光，永远扑灭不了，所以我投降了，正式同意执子之手，交换了戒指，承诺在圣灵降临节前举行盛大婚礼。 这个新闻在唐人街引起的震动大于在联谊会。开始，大家只是嘲笑，后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不看好，一些博学的女人认为婚姻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荒谬。我的订婚典礼遵循了基督教对仪式感的一切要求，在我未婚妻屋子的阶梯上，装饰了亚马逊流域的兰花和悬挂的藤萝。我在七点到达，穿着白色亚麻的礼服，带着手工制作的珠子和瑞士巧克力作为礼物，然后我们聊天，一半密语一半严肃。直到十点，被一眨眼就睡着的阿珍妮达阿姨照看着。这一天，如同小说的开头第一章。 随着认识逐渐加深，西蒙娜变得越来越贪婪饥渴。当六月湿热，她会松开紧身衣和小外套，白天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见她在夜晚饿狼扑食的饥渴。订婚两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她毫无预警地把孩子的话题摆到台面上，用生羊毛为新生儿钩小靴子。我作为配合的未婚夫，学着开始和她一起钩编，用这样的方式打发婚礼前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光阴。我为男婴儿钩蓝色的靴子，她为女婴儿钩粉色的靴子，我们看看谁猜对了。我们一共钩了足够五十个婴儿穿的靴子。在十点之前，我会爬进行李箱里，在唐人街与上帝度过平静的夜晚。 相对于在联谊会那个沉闷的夜晚，唐人街给我举办的狂风骤雨般告别单身的晚上简直是反面。这种对比，帮助我搞清楚这两个世界哪个才属于我，我希望两个都属于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机，因为无论我身处其中哪个世界，都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如同帆船在大海远行而去一样令人心碎地离开。婚礼前的晚上，在《拉巴斯日报》报社的舞会上有一个终极庆典，那种待遇只有加利西亚沉迷肉欲的神父可以享受，所有人穿女装，戴着面纱和橘花，与我成亲。我身处一个亵神逆天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都向我表达爱欲与顺从，而我以忠诚相报，直至死亡。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对于恶兆的预感如影相随。午夜时，我开始数大教堂的钟声，直到可怕的第七声响起，那时我本该在教堂结婚。在第八声钟声响起时，电话铃响了，漫长、坚韧、未知，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仅没有应答，甚至忘了呼吸。在第十声钟响之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始是用拳头轻拍，后来是一个我认识且厌恶的声音大喊大叫。我怕他们会把门推到，但是当第十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被遗留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当中。我哭，为她，也为自己。我祈祷，全心全意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她。上苍没听清我的祷告，因为在同一个夜晚，西蒙娜•欧提兹离开了这片土地，二十年之后才回来，已婚，带着七个本该是我的孩子。 我很难在《拉巴斯日报》维持自己的位置和专栏，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七版。不过，并不是因为这桩社交丑闻，而是因为千禧年带来了盲目热情：“发展”成了这所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在天空穿梭，商人们把装信的麻袋扔进垃圾车，开始用航空邮件。 唯一没变的，是我在报纸里的专栏。年青一代像摧毁木乃伊一样对它发起了攻击，我保持着自己的腔调，对革新之风气毫不妥协，对一切异议装聋作哑。四十岁时，年轻的员工把我的专栏命名为《穆达拉老混蛋有话说》。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跟紧时事。他做出一副深思熟虑过的样子严肃地说：时代变了。 是的，我说，往前走了，可不还是围着太阳转么。 他保留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干的编辑。我自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总是一副贪婪的嘴脸，忘了一开始对未来的期待，直到有一天，发现所谓未来，并非想象中的未来，这时，便开始虚伪地怀旧。我周日的专栏还在那儿，像摧枯拉朽地毁灭旧时代后伫立的废墟，他们意识到，我的专栏不仅是给老人看的，还给那些不畏惧变老的年轻人。我的专栏回到了社论版，偶尔甚至在头版。 不管谁问，我都说真话：是那些婊子们，让我没空结婚。而我永远无法解释九十岁生日那天奇怪的欲望，那时我刚刚离开罗莎•卡巴卡斯的屋子，决定永不激怒命运，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的心情被那一大帮靠着公园栏杆的流民弄得很糟糕。我看到达米阿那趴在客厅擦地，相对于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的大腿让我心思活络了一下。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立刻用裙子遮住腿。 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阿那，关于旧日，你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但你的问题让我开始回忆。 我感觉到了胸腔内的沉重，告诉她：我从未坠入爱河。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过。然后她一边继续擦地一边说：我为你哭过二十二年 我想问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还想问些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的夸夸其谈让我没什么胃口。

我猜测它是被抛弃了，然后被倒卖了个好价钱。他说，观察它，不要让它去适应你，而是你去适应它，尽量别去管它，直到它培养了充足的自信。

他盖上篮子的盖子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个记者。

你干了多长时间？

一百年了。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著 蒋方舟译 二 我在我父母留下的图书馆的残骸里写下这些回忆，书架因为蠹鱼日复一日的侵蚀将塌未塌。已说了太多，已做了太多，让我度过残生的，也许几本字典就可以打发了。首先是贝尼托•皮瑞斯•加尔多的《旅行札记》的头两部。另外一本是《灵山》，它帮我理解我母亲因为肺炎而扭曲的情绪。 和我其他的家具不一样，也和我不一样，我写作的那张大桌子随着岁月流逝反而越来越健康了，因为我那个曾经在船上当木匠的祖父，是用最好的木头打造它的。即便我不写作，我也每天早上用毫无意义的精细劲儿去收拾它，以致于我失去了很多情儿。我手边有很多书做伴：两卷1903年出版的皇家学院的《初级词典》，塞巴斯蒂安德比亚斯的《西班牙语宝鉴》，安德鲁斯贝罗的语法书，在修辞学上帮助了我很多。胡里奥卡萨雷斯具有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词典》，妙处在它解释同义词和反义词。尼古拉金加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帮助我理解我在摇篮中习得的我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词典，因为它是其他两本的母本，所以我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的左边，我为了周日的专栏放着五片碎纸片，还有为了吸墨水而装满沙的海螺，比起现代的吸墨纸，我更喜欢用这个。在右边，放着墨水池、金笔以及和它配套的香脂木的底座。直到现在，我仍然使用着母亲教我的那种浪漫的笔迹，而不使用她那个做了一辈子公证员和书记的老公的速记法。曾有一段时间，报社要求所有人都按顺序打字，这样在排字上更精确，但我从没适应这个鬼要求。我一直手写，然后让人母鸡啄食一样费劲地用打印机录入，这是作为一个老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今天，虽然退休，但没有投降，我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电话被拔掉了所以没人能打扰我，没有审查官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看我在写些什么。 我独居，没有狗、鸟、或者仆人——除了总是拯救我于预期之外麻烦的忠诚的达米阿那，她每周过来一次料理我的生活，可即使在她擅长的领域，她也早失远见和聪颖。我母亲临终前，要求我在还年轻的时候娶一个白皙的女人，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儿要继承她、她妈妈、她奶奶那个共同的名字。我打算遵循她的遗志，但我关于“年轻”的定义是如此多变，回过神来，我已错过。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我不小心开错了意大利商人一家在帕多马屋子的门，看见了他们最年轻的女儿西蒙娜•欧提兹赤身裸体地在隔壁卧室午睡，她背朝着门躺着，转头用越过肩膀的锐利目光射向我，以致我都没来得及逃跑。哦，对不起，我嗫嚅，心脏仿佛在嘴里跃动。她微笑，羚羊般优雅地转过身，向我展示她的全部身体。整个房间都被她的狐媚所渗透。她并不像舞台上的奥林匹亚那样一丝不挂，她耳后别着有橘色花瓣的毒花，右手手腕戴着金色手镯，颈上有小珍珠项链。我想，有生之年恐怕再难遭遇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现在发现，确是如此。 我猛地关上门，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尴尬，发誓要忘了她。但是西蒙娜•欧提兹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放话，给我留挑逗的字条和残忍的威胁，造谣说尽管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但疯狂相爱。她是个难以抗拒的女人，有双野猫一样的眼睛，即便穿着衣服也像裸体一样充满挑逗，丰盈的头发是浮夸的金色，她女人的气味，让我在夜里不得不放块抹布在枕边来擦拭体液。我知道这冲动永远不会转化为爱，但是这种邪恶的诱惑是如此强烈，让我在街头寻找每个绿眼妓女来泻火。她给我留下的在帕多马床上的记忆之火光，永远扑灭不了，所以我投降了，正式同意执子之手，交换了戒指，承诺在圣灵降临节前举行盛大婚礼。 这个新闻在唐人街引起的震动大于在联谊会。开始，大家只是嘲笑，后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不看好，一些博学的女人认为婚姻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荒谬。我的订婚典礼遵循了基督教对仪式感的一切要求，在我未婚妻屋子的阶梯上，装饰了亚马逊流域的兰花和悬挂的藤萝。我在七点到达，穿着白色亚麻的礼服，带着手工制作的珠子和瑞士巧克力作为礼物，然后我们聊天，一半密语一半严肃。直到十点，被一眨眼就睡着的阿珍妮达阿姨照看着。这一天，如同小说的开头第一章。 随着认识逐渐加深，西蒙娜变得越来越贪婪饥渴。当六月湿热，她会松开紧身衣和小外套，白天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见她在夜晚饿狼扑食的饥渴。订婚两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她毫无预警地把孩子的话题摆到台面上，用生羊毛为新生儿钩小靴子。我作为配合的未婚夫，学着开始和她一起钩编，用这样的方式打发婚礼前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光阴。我为男婴儿钩蓝色的靴子，她为女婴儿钩粉色的靴子，我们看看谁猜对了。我们一共钩了足够五十个婴儿穿的靴子。在十点之前，我会爬进行李箱里，在唐人街与上帝度过平静的夜晚。 相对于在联谊会那个沉闷的夜晚，唐人街给我举办的狂风骤雨般告别单身的晚上简直是反面。这种对比，帮助我搞清楚这两个世界哪个才属于我，我希望两个都属于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机，因为无论我身处其中哪个世界，都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如同帆船在大海远行而去一样令人心碎地离开。婚礼前的晚上，在《拉巴斯日报》报社的舞会上有一个终极庆典，那种待遇只有加利西亚沉迷肉欲的神父可以享受，所有人穿女装，戴着面纱和橘花，与我成亲。我身处一个亵神逆天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都向我表达爱欲与顺从，而我以忠诚相报，直至死亡。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对于恶兆的预感如影相随。午夜时，我开始数大教堂的钟声，直到可怕的第七声响起，那时我本该在教堂结婚。在第八声钟声响起时，电话铃响了，漫长、坚韧、未知，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仅没有应答，甚至忘了呼吸。在第十声钟响之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始是用拳头轻拍，后来是一个我认识且厌恶的声音大喊大叫。我怕他们会把门推到，但是当第十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被遗留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当中。我哭，为她，也为自己。我祈祷，全心全意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她。上苍没听清我的祷告，因为在同一个夜晚，西蒙娜•欧提兹离开了这片土地，二十年之后才回来，已婚，带着七个本该是我的孩子。 我很难在《拉巴斯日报》维持自己的位置和专栏，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七版。不过，并不是因为这桩社交丑闻，而是因为千禧年带来了盲目热情：“发展”成了这所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在天空穿梭，商人们把装信的麻袋扔进垃圾车，开始用航空邮件。 唯一没变的，是我在报纸里的专栏。年青一代像摧毁木乃伊一样对它发起了攻击，我保持着自己的腔调，对革新之风气毫不妥协，对一切异议装聋作哑。四十岁时，年轻的员工把我的专栏命名为《穆达拉老混蛋有话说》。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跟紧时事。他做出一副深思熟虑过的样子严肃地说：时代变了。 是的，我说，往前走了，可不还是围着太阳转么。 他保留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干的编辑。我自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总是一副贪婪的嘴脸，忘了一开始对未来的期待，直到有一天，发现所谓未来，并非想象中的未来，这时，便开始虚伪地怀旧。我周日的专栏还在那儿，像摧枯拉朽地毁灭旧时代后伫立的废墟，他们意识到，我的专栏不仅是给老人看的，还给那些不畏惧变老的年轻人。我的专栏回到了社论版，偶尔甚至在头版。 不管谁问，我都说真话：是那些婊子们，让我没空结婚。而我永远无法解释九十岁生日那天奇怪的欲望，那时我刚刚离开罗莎•卡巴卡斯的屋子，决定永不激怒命运，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的心情被那一大帮靠着公园栏杆的流民弄得很糟糕。我看到达米阿那趴在客厅擦地，相对于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的大腿让我心思活络了一下。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立刻用裙子遮住腿。 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阿那，关于旧日，你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但你的问题让我开始回忆。 我感觉到了胸腔内的沉重，告诉她：我从未坠入爱河。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过。然后她一边继续擦地一边说：我为你哭过二十二年 我猜也是。他跟我握手告别，留下一句不知道是建议还是威胁的话，说：小心点儿。

下午，我拔了电话中，以便在精致音乐中暂得逃逸：瓦格纳的单簧管狂想曲、德彪西的萨克风狂想曲、还有布鲁克纳灾难性作品中宛如伊甸绿洲一样的弦乐五重奏。恍惚间，我就发现自己被包裹在黑暗中。在桌下，我发现有东西滑过，不像是什么活物，反而像刷过我的脚的超自然力量，我跳起来大叫。原来是那只神秘而柔情的猫用它的尾巴划过我。我不寒而栗——我和一个非人类生活在一起。

当教堂的钟敲响第七下，蔷薇色天空又迎来一个新的平静开始。船忧伤远航。我想唱诵关于存在或消逝之爱的千古难题。我难抑冲动，缓慢谨慎地拨电话。在第三声之后，我认出了那个声音：好吧，婆娘。我轻叹道：原谅我早上的脾气。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著 蒋方舟译 二 我在我父母留下的图书馆的残骸里写下这些回忆，书架因为蠹鱼日复一日的侵蚀将塌未塌。已说了太多，已做了太多，让我度过残生的，也许几本字典就可以打发了。首先是贝尼托•皮瑞斯•加尔多的《旅行札记》的头两部。另外一本是《灵山》，它帮我理解我母亲因为肺炎而扭曲的情绪。 和我其他的家具不一样，也和我不一样，我写作的那张大桌子随着岁月流逝反而越来越健康了，因为我那个曾经在船上当木匠的祖父，是用最好的木头打造它的。即便我不写作，我也每天早上用毫无意义的精细劲儿去收拾它，以致于我失去了很多情儿。我手边有很多书做伴：两卷1903年出版的皇家学院的《初级词典》，塞巴斯蒂安德比亚斯的《西班牙语宝鉴》，安德鲁斯贝罗的语法书，在修辞学上帮助了我很多。胡里奥卡萨雷斯具有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词典》，妙处在它解释同义词和反义词。尼古拉金加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帮助我理解我在摇篮中习得的我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词典，因为它是其他两本的母本，所以我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的左边，我为了周日的专栏放着五片碎纸片，还有为了吸墨水而装满沙的海螺，比起现代的吸墨纸，我更喜欢用这个。在右边，放着墨水池、金笔以及和它配套的香脂木的底座。直到现在，我仍然使用着母亲教我的那种浪漫的笔迹，而不使用她那个做了一辈子公证员和书记的老公的速记法。曾有一段时间，报社要求所有人都按顺序打字，这样在排字上更精确，但我从没适应这个鬼要求。我一直手写，然后让人母鸡啄食一样费劲地用打印机录入，这是作为一个老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今天，虽然退休，但没有投降，我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电话被拔掉了所以没人能打扰我，没有审查官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看我在写些什么。 我独居，没有狗、鸟、或者仆人——除了总是拯救我于预期之外麻烦的忠诚的达米阿那，她每周过来一次料理我的生活，可即使在她擅长的领域，她也早失远见和聪颖。我母亲临终前，要求我在还年轻的时候娶一个白皙的女人，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儿要继承她、她妈妈、她奶奶那个共同的名字。我打算遵循她的遗志，但我关于“年轻”的定义是如此多变，回过神来，我已错过。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我不小心开错了意大利商人一家在帕多马屋子的门，看见了他们最年轻的女儿西蒙娜•欧提兹赤身裸体地在隔壁卧室午睡，她背朝着门躺着，转头用越过肩膀的锐利目光射向我，以致我都没来得及逃跑。哦，对不起，我嗫嚅，心脏仿佛在嘴里跃动。她微笑，羚羊般优雅地转过身，向我展示她的全部身体。整个房间都被她的狐媚所渗透。她并不像舞台上的奥林匹亚那样一丝不挂，她耳后别着有橘色花瓣的毒花，右手手腕戴着金色手镯，颈上有小珍珠项链。我想，有生之年恐怕再难遭遇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现在发现，确是如此。 我猛地关上门，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尴尬，发誓要忘了她。但是西蒙娜•欧提兹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放话，给我留挑逗的字条和残忍的威胁，造谣说尽管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但疯狂相爱。她是个难以抗拒的女人，有双野猫一样的眼睛，即便穿着衣服也像裸体一样充满挑逗，丰盈的头发是浮夸的金色，她女人的气味，让我在夜里不得不放块抹布在枕边来擦拭体液。我知道这冲动永远不会转化为爱，但是这种邪恶的诱惑是如此强烈，让我在街头寻找每个绿眼妓女来泻火。她给我留下的在帕多马床上的记忆之火光，永远扑灭不了，所以我投降了，正式同意执子之手，交换了戒指，承诺在圣灵降临节前举行盛大婚礼。 这个新闻在唐人街引起的震动大于在联谊会。开始，大家只是嘲笑，后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不看好，一些博学的女人认为婚姻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荒谬。我的订婚典礼遵循了基督教对仪式感的一切要求，在我未婚妻屋子的阶梯上，装饰了亚马逊流域的兰花和悬挂的藤萝。我在七点到达，穿着白色亚麻的礼服，带着手工制作的珠子和瑞士巧克力作为礼物，然后我们聊天，一半密语一半严肃。直到十点，被一眨眼就睡着的阿珍妮达阿姨照看着。这一天，如同小说的开头第一章。 随着认识逐渐加深，西蒙娜变得越来越贪婪饥渴。当六月湿热，她会松开紧身衣和小外套，白天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见她在夜晚饿狼扑食的饥渴。订婚两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她毫无预警地把孩子的话题摆到台面上，用生羊毛为新生儿钩小靴子。我作为配合的未婚夫，学着开始和她一起钩编，用这样的方式打发婚礼前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光阴。我为男婴儿钩蓝色的靴子，她为女婴儿钩粉色的靴子，我们看看谁猜对了。我们一共钩了足够五十个婴儿穿的靴子。在十点之前，我会爬进行李箱里，在唐人街与上帝度过平静的夜晚。 相对于在联谊会那个沉闷的夜晚，唐人街给我举办的狂风骤雨般告别单身的晚上简直是反面。这种对比，帮助我搞清楚这两个世界哪个才属于我，我希望两个都属于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机，因为无论我身处其中哪个世界，都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如同帆船在大海远行而去一样令人心碎地离开。婚礼前的晚上，在《拉巴斯日报》报社的舞会上有一个终极庆典，那种待遇只有加利西亚沉迷肉欲的神父可以享受，所有人穿女装，戴着面纱和橘花，与我成亲。我身处一个亵神逆天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都向我表达爱欲与顺从，而我以忠诚相报，直至死亡。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对于恶兆的预感如影相随。午夜时，我开始数大教堂的钟声，直到可怕的第七声响起，那时我本该在教堂结婚。在第八声钟声响起时，电话铃响了，漫长、坚韧、未知，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仅没有应答，甚至忘了呼吸。在第十声钟响之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始是用拳头轻拍，后来是一个我认识且厌恶的声音大喊大叫。我怕他们会把门推到，但是当第十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被遗留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当中。我哭，为她，也为自己。我祈祷，全心全意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她。上苍没听清我的祷告，因为在同一个夜晚，西蒙娜•欧提兹离开了这片土地，二十年之后才回来，已婚，带着七个本该是我的孩子。 我很难在《拉巴斯日报》维持自己的位置和专栏，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七版。不过，并不是因为这桩社交丑闻，而是因为千禧年带来了盲目热情：“发展”成了这所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在天空穿梭，商人们把装信的麻袋扔进垃圾车，开始用航空邮件。 唯一没变的，是我在报纸里的专栏。年青一代像摧毁木乃伊一样对它发起了攻击，我保持着自己的腔调，对革新之风气毫不妥协，对一切异议装聋作哑。四十岁时，年轻的员工把我的专栏命名为《穆达拉老混蛋有话说》。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跟紧时事。他做出一副深思熟虑过的样子严肃地说：时代变了。 是的，我说，往前走了，可不还是围着太阳转么。 他保留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干的编辑。我自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总是一副贪婪的嘴脸，忘了一开始对未来的期待，直到有一天，发现所谓未来，并非想象中的未来，这时，便开始虚伪地怀旧。我周日的专栏还在那儿，像摧枯拉朽地毁灭旧时代后伫立的废墟，他们意识到，我的专栏不仅是给老人看的，还给那些不畏惧变老的年轻人。我的专栏回到了社论版，偶尔甚至在头版。 不管谁问，我都说真话：是那些婊子们，让我没空结婚。而我永远无法解释九十岁生日那天奇怪的欲望，那时我刚刚离开罗莎•卡巴卡斯的屋子，决定永不激怒命运，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的心情被那一大帮靠着公园栏杆的流民弄得很糟糕。我看到达米阿那趴在客厅擦地，相对于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的大腿让我心思活络了一下。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立刻用裙子遮住腿。 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阿那，关于旧日，你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但你的问题让我开始回忆。 我感觉到了胸腔内的沉重，告诉她：我从未坠入爱河。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过。然后她一边继续擦地一边说：我为你哭过二十二年 她平静地说：别担心，我一直期待着你来电话呢。

我说：我想要这个女孩儿像初生婴儿一样等着我，但是脸上不要化妆。

她的笑声里全是喉音，说：随便你，不过你丧失了一次脱她一点点儿衣服的乐趣。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老同志喜欢这么做。

我知道，因为他们在一点点儿变老。

    好吧，她说：那就准时今晚十点，在她的热火儿冷却之前。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            蒋方舟译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我拒绝，坚持一定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大教堂、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拉巴斯日报》，问询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纽约”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越来越慢，睡梦中听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又弄得我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得更破。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 ，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盖拉那里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