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的博客

              蒋方舟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记得自己荷尔蒙勃发的那个下午。

   我还在上初中，不记得是十三岁还是十四岁，炎热的暑假我在电脑前写作，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汗把我黏在椅子的竹坐垫上。

   我写作的电脑不能上网，唯一在写作间歇的消遣和奖赏是能看个盗版DVD影碟。那天我看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MV，屏幕上，已经变得雪白的迈克尔·杰克逊在古巴的一个街区舞蹈，数万棕黑皮肤的人跟他身后，鸣鼓狂欢。我瞥见迈克尔·杰克逊腾起的纤细身体，以及歌唱时兴奋扭曲近乎狰狞的脸。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有电流击穿大脑皮层，刺激十分，震荡非常，久久不能复位。到现在，我跟人说起自己第一个有非分之想的对象是迈克尔·杰克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没办法，神经中枢的事情我也不能解释，就是爱他那时已经备受摧残的脸。我那时看了眼时钟，默念下时间，心想人生从此刻变得不同。

   人生从此大概也就不同了。

   在此之前，我是没有性别的人。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对门住了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非常调皮，他的父母惩罚他的办法是剥光了他，让他在门口罚站。

   有一次，我闹着要离家出走，父母说：“你走可以，但是衣服鞋子都是我们家的，你不能带走。”于是我火速把自己剥光，冲出家门。走到家属院门口，听到依稀有行人和摩托车的声音就害怕了，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门口，碍于面子也不敢敲门，怕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就这样畏畏葸葸地全裸站在门口。

站了不久，邻居的小男孩也被全裸着扔出来。

我们两个裸体小人相对站着，距离不过两三米。到了下班的点儿，大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上楼时，看着我俩门神一样相对站着，黝黑嶙峋的两具身体，赤身裸体还要维持尊严地绷着脸，大人们都忍不住笑，一边上楼一边回头看，继续笑。

后来，我看美剧和外国电影，看到萝莉和正太相爱，在夕阳下献出初吻，夕阳照耀他们的金发，我总是非常羡慕，羡慕他们小小年纪就意识到自己性别的魅力，多健康多美好。而我的童年对异性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面面相觑、不辨男女的两具裸体，像女娲刚造出来的小人。

十二岁的时候，我写了本书，书引起了一些诧异，主要还是因为涉及了一些所谓的“成人话题”。早恋、性启蒙之类的。对我来说，反而诧异于大人的诧异。因为那时的我，视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性别的人，并没有真正性意识的觉醒，荷尔蒙也远远没被唤醒。

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里，父母做爱，我们假装熟睡——这对我来说不是色情刺激，而是生活本身。

    性荷尔蒙和爱情无关，只和性成熟有关。被称为“早熟”的我，如果按照荷尔蒙的标准来推算，反而晚熟了。在那个被迈克尔·杰克逊弄得血脉贲张的下午之后，我才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开始矫揉和扭捏，知道大脑里总是让人恼怒地源源不断分泌、让人脸红傻笑的东西叫做荷尔蒙。

十五六岁的时候，隔壁班有个骨骼清奇的男生，瘦高个，戴眼镜，头发软，爱穿白青两色，秋天爱穿毛衣。他大提琴拉得好，是学校乐队的首席，每次演出总在最靠前的位置。班里也有女生偶尔会提到他，我总是假装记不全他的名字。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在上课上楼的时候碰到，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楼梯两侧各自低头走。我心跳很快，脑浆要沸腾成一锅浆糊。

人脑中有三种物质，一种是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一种是去甲肾上腺素，另一种是苯和胺的化合物。当人脑浸入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就会坠入情网。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大脑每天都咕嘟咕嘟地煮在这复杂的混合物中，一度以为所有的脑细胞都会烧干烧烬。

荷尔蒙是粉红色的，每天在楼梯间里如梦似幻一分半钟，渲染清教徒一样黯淡的高中生活。 

我那时候写了本言情小说，男主人公照着隔壁大提琴男的样子写。小说里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并肩行走就已经是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动作，写作时会幻想偶尔意外的肢体相碰，自己用左手去抚摸右手手背模拟，就已经害羞得快要中风。

言情小说写完之后，我和隔壁的大提琴男还是连互相问好都不曾有过。我非常天真地以为已经有了互有好感的默契，把沉默视为男女双方渴望接触而形成的张力。那时候的我，雌性激素根本不需要对方的回应来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它自己就旺盛澎湃得能在空中自燃。

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两人仍是前后脚在楼梯上。我在前他在后，他忽然快几步追上我，要我给他签个名，说以后可能会升值。我非常谨慎害羞地表示：恐怕要等我死后一百年，签名才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段少女时期是后无来者的吧。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就陷入了激素干涸的危机当中，常常干笑，几乎不再有心跳加速的经历，且视男性美貌如粪土，偶尔托腮表演对美男子的憧憬，内心也有一个知根知底的声音说：“呸。”

我一度以为是因为来到北京，天气太干，空气太差，冬天太长太凌烈，冻结了我的荷尔蒙。后来想想，觉得北京是无辜的，是自己失去了憧憬的能力。

还是人变得现实了，知道荷尔蒙是不可靠的。人大脑中分泌出令人陷入爱河的那三种物质，目的是让两人干柴烈火，交配生出载有双方基因的后代。可这三种物质终会消失，因为从概率上来看，只有交配得足够多，才能试出最好的基因组合，有最好的后代。

从这种角度上来说，人的生理结构是拒绝“从此幸福美满生活在一起”这一种结局的。

我慢慢长大，自己还没有经历什么，已经听说过足够多他人的生活。有人怀孕，有人离婚，有人玩心不改，有人红杏出墙，有人趟过男人河终觅得良人前世勾销，有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也要一鼓作气隐忍强撑下半生。

了解得越多，越会得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的大俗结论，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人，也会苦笑说：“其实你不懂。”而且他们竟然不是在撒谎。

知道人人皆有憾，似乎也不该瞬间幸灾乐祸。正确的反应似乎该是别过脸去，对他人的生活礼貌地丧失好奇，没有谁的生活值得羡慕，自己的生活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不知道能不能埋怨现实是抽干了荷尔蒙的东西，只是觉得对二十多岁的我来说，荷尔蒙已经近于鸡肋，用理智满打满算地使用好，才是持家之道。

那天又想到你，是和人谈起胡兰成。

      话头并不是从胡兰成而起，而是从一本叫做《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书开始。伊朗女学者阿扎西从海外归来，回到自己的祖国伊朗教授西方文学，她因为不愿意戴着面纱上课，辞掉了在德黑兰大学的教职，邀请了七名女学生，每周四到她家里贪婪地阅读英文经典。她为女孩子们选定的阅读教材有《一千零一夜》《洛丽塔》《了不起的盖茨比》等。

 这本书的主题，是讲在个人自由受到强烈桎梏的大环境下，如何通过启蒙自身，来改变所处的世界。而书里最让我感兴趣的细节，却是当这些秘密阅读小组的妙龄少女们读到亨伯特，忍不住震颤和心动，“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仿佛亨伯特在舌尖所含的是她们的名字。

忽然就想起了胡兰成，像所有的张爱玲迷一样，我也很讨厌胡兰成，不解你对他的深情。亨伯特和胡兰成一样，其实是非常丑恶肮脏的人，内心有永远也见不得人的一面。

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种奇异的，能操纵女人的能力。魅，祛不了的魅。比如台湾的朱天文、朱天心两姐妹，就是很明显地在胡兰成语言的操控之中。

不同的是，在对女人永不停息的追求上，亨伯特有种自知的病态，胡兰成却视其为天下最正当、最美的事业。

胡兰成在给人的信里写：

“……乃至在路上见跛足的或乞丐的妇人，我都设想我可以娶她为妻……此是年轻人的感情，如大海水，愿意填补地上的不平。因由此感情，故山川草木以及女学生，皆映辉成鲜润的了。”

我看了，觉得比旧文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毛病还要令人憎恶。因为除了风流，还有一种临幸天下的滥爱，自视为上帝、“文人中心主义”——我生气，也是因为对他有先入为主的意见，知道他和你的故事，所以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脑海里总有他顾盼生姿的样子。

如果我事先没有这种心理防御，恐怕也很难抗拒胡兰成的魅。

因为你无法把违背社会常理和道德的职责施加给他，他自己有一套标准和与之匹配的语言。比如他在《今生今世》里写：“前一晌我看了电影沛丽，沛丽是一只小栗鼠，洪荒世界里雷火焚林，山洪暴发，大雪封山，生命只是个残酷。它随时随地会遇上敌人，被貂追逐，佯死得遁，而於春花春水春枝下，雌雄相向立起，以前脚相戏击为对舞，万死余生中得此一刻思无邪的恋爱，仍四面都是危险，叫人看着真要伤心泪下。众生无明，纵有好处，越见得它是委屈。文明是先要没有委屈。”

他把整个文明的概念，落在一只惊惶的老鼠上。把那些庞大的词汇，都浓缩成一个楚楚的“委屈”。虽然我们明知道文明是个庞大复杂的概念，绝不是轻巧的“不委屈”几个字，但是却不知不觉接受了胡兰成的说法。他有自己解释世界的语言，以及评价万物的体系。你永远不能指责他错了，因为标准是他定的。当你去评价胡兰成时，就不得不进入他的世界，参照他的标准，使用他的语言。

胡兰成的这套标准柔情而委婉，所以让人容易沉迷不能醒。

阿城也把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借给陈丹青，他在胡的文章中看出了杀气。杀气是藏在一团圆融温柔的香气中吧。连阿城也只找出了一处破绽，说他“兵家写散文：细节虽丰惟关键处语焉不详”。

最喜欢的你的书，并不是你二十几岁才华横溢期写的小说。而是一本没写完的《异乡记》。这本书只有三万多字，记录了1946年你从上海到温州寻访胡兰成的见闻。

看得人心惊肉跳，尤其是看你平淡地叙述出自己不那么体面的经历：“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围城》里也写到过知识分子逃难的狼狈，但是下笔要克制保留很多，钱钟书嘴角总有一抹嘲弄的笑，要与这乡间的生活拉开距离。不像你诚实得近乎残忍，几乎漫不经心地横刀对自己剖腹，露出惨淡与不堪来。

你流产（抑或是堕胎）过，《小团圆》里写自己直视着抽水马桶里男胎儿，肌肉上一层淡淡血水，大大的双眼突出。这一幕简直恐怖到了极点，如同排泄物一样的胎儿被冲入排水道。性、虐杀、暴力拥挤在一段让人心碎的记忆中，你却有耐心细细地回忆和描摹这画面。

你对自己狠，也不饶过别人。《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的故事。傅雷爱上了学生的妹妹，一个美貌的女高音歌唱家。而妻子朱梅馥善良浩荡如菩萨，包容怜惜丈夫一切的暴戾乖张。傅雷和女学生相恋过，最后没能在一起。女学生把故事告诉了你，大概也期待你能写成个如泣如诉的悲歌，岂料在你眼里，他们的爱情并不是唐传奇，甚至不算是一段世说新语，而不过又是一段自欺欺人。虽然傅雷在你动笔写这篇小说几个月前，才刚写过文章，夸赞你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可是你并没有领情，笔下的傅雷不是唐璜，而是个神经质的虐待狂。

评论家柯灵曾经写过著名的《遥寄张爱玲》来怀念你，满怀深情怀念你的才华。在《小团圆》里，你却毫不留情地写了当初是怎样被他在公车上调戏的：“真挤。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照这样要挤成浆糊了。荀桦（原型为柯灵）乘著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

她担忧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他。她自己也不大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那住址。幸而他只笑著点点头，没跟著下车。刚才没什么，甚至于不过是再点醒她一下：汉奸妻，人人可戏。”

你总是把人想象得比真实更坏一些，或者说，你眼光毒辣，发现了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猥琐心思，并且不惮写出来，不管那人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或是有恩。

对胡适先生，你却是少有地留了情面。那时你们都在美国，离开了国内被人追捧、与人热络的环境，而都非常孤独寂寞。胡适先生的处境大概比你好些，也帮了你许多。你当时住在救世军办的宿舍里，性质和待遇就和收容所差不多。

胡适先生来看你，两人往黑漆空洞的客厅里去，胡适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坐了一会儿，一路出来四面看看，仍然满口说好，分明是没话找话。

你送他到台阶外，天冷，你没穿大衣，却也和胡适先生在凉风中站了许久。那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你刻薄的笔力并没有捅破和揭穿什么，即使内心清明，最后仍然尊称胡适先生为“偶像”。

对亲人和至交，你甚至都没有那么友善。你后来和好友炎樱断交，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在后来的通信里，炎樱问你为什么莫名其妙不再理她，你说：我不喜欢一个人和我老是聊几十年前的事，好像我是个死人一样。你的弟弟张子静，你在《童言无忌》里说他“实在秀美可爱”，听到别人说他种种不成器，你则比谁都气愤。他后来向你寻求救济，你却分文不给，以至于他也写书诉述你的冷漠。

“任是无情也动人”——不相干的人恐怕会这样说你，相干的人则只觉得无情。你却说自己“所有人都同情”。我想到有人曾经问徐梵澄先生，说鲁迅为什么这么刻薄，这么好骂？徐梵澄先生说：“因为他厚道。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不能容，当然骂起来了。”

角度不同，冷暖自知吧。平常事物，你比别人更早看到更深一层的苦难，急急别过脸去，人说你无情，其实是同情至深。

你遇到胡兰成时23岁，我遇到你时7岁，如今也快23岁了。先是看你的文章，然后研究你的人生，时而背离，时而叛逃，时而万有引力一般地靠近你的人生。

你说生活像你从前的老女佣，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厮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查过一遍，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

你被时代推着走，只能从后往前推测人生的结局怎样才能美满些：若没有爆发战争，若留在了大陆，若没有逃到美国，若晚年回到香港……全是一堆无从选择的选择题。

如今，我的生活也成了这样一个慢吞吞的老女佣，求之不得的无奈多过踌躇满志，事与愿违的情况多于种瓜得瓜。无论自己亦或是时代，都看不清前路在哪儿，也不知道走哪步会满盘皆输地错。这时总想起你的话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读懂《红楼梦》。”这是文学仅剩的安慰，以及最后的退守。还能读懂你，我想我也是幸运的。 

                                                        蒋方舟

                                                    2011/12/22 凌晨

 
      蒋方舟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 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红、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 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 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 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   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中国人来了，涌入世界各处富庶之地与不毛之地。
   中国人来了，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更让他显得像个盖世英雄的是满怀钞票。
    中国人被许多非洲国家视为救世主，因为带去了贸易、投资、工作和技术。而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作者则把中美关系形容成一场婚姻：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谁也离不开谁。
      外交是利益场，中国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钱买来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际”在今年却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斥资36亿美元在缅甸修建的大坝，被缅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计划斥资约880万美元买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岛土地，也被冰岛拒绝。
      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不再遮掩和谨慎，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透了”。
国内媒体当然反弹式的回击，认为印证了他们“美帝亡我心不死”的一贯判断。《环球时报》发社论领导范儿永远那么正：《警惕境外影响，但别被它扰乱》。中国又不高兴了，沉浸在境外反动势力论的中国不曾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异类？
        如果说内政上的傲慢毫无道理，那么外交上的软弱简直莫名其妙。俄罗斯用推土机驱赶从事耕作的中国农民，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遇难，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节节败退，政府的反应永远只有一个：严正抗议。
     如何以大国心态，去适应大国体型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导致中国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却永远神情倨傲，姿势扭捏。

悲梦，大恸。乔德生大汗淋漓地惊醒。他仔细回想，想不起具体情节，只记得日常情景在一瞬间变形，大火焚尽，到处是死者的寂寞，可仍又不甘心地哭嚎。

乔德生平静下来，仔细分析了一下，决定采用“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这个解释。在床上辗转了半天，苦熬到血色的晨光终于来叩他的窗，他没有惊扰还在熟睡的妻子，静悄悄地起床上班。

因为错开了上班高峰期，乔德生到达的时间比预料中更早。时间特别充裕，他索性把车停在较远的地方，散步去上班。

学生时代之后，他就没有这么早出门过。一年前搬进郊区环境不错的小区，生活百废待兴，还打算学老外邻居早起晨跑，却因为忽如其来的升职而忙碌，每晚工作至深夜，只好匆匆划掉了人生规划里“热爱生活”这一项，和妻子吃完晚饭后就钻进书房，后来干脆在书房置了张沙发床。

夫妻关系没有变好，却也没有更不好，多年的默契让她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边，以怎样的姿势，以多大的音量，以多高的体温，去抚慰他。他们还没有孩子，妻子养了一只雪白可爱的狗，经常抱着向他展示它的各种可爱，他附和着笑着逗弄，也努力发自内心地努力猜测：那大概是好笑的。笑是沉没了太久、已不知明暗时终得浮出水面的喘息。

早上的城市格外美好，像是刚从海底打捞上来一样。走在路上的人也都健康充满希望，像是刚从炉里造出来的。乔德生放慢脚步，像上学路上故意磨蹭，发现马路对面有一个新开的小吃，决定走去解决早饭。

他对路边摊有隐秘的热情。小时候，母亲禁止他吃未经她检验的食物，编出各种惊悚的谎话吓唬他乱吃会烂肚肠。小学，有同学分给他一包辣味的零食，油乎乎。放学时他看到母亲远远走来，慌忙把剩下的塞在裤袋里，晚上在被窝里偷尝，零食上已经沾了些裤子里纤维与碎屑，复杂的味觉在他嘴里爆炸，多年之后，他知道那是羞耻的味道。不知是谁说的：羞耻宣告了童年的结束。

走近一看，那是个小吃车，招牌上写着“百吉果”，车身铭牌有复杂的介绍，说是西班牙的一种传统小吃。乔德生没吃过，踟蹰了半天谨慎要了一份，递了钱。

经营小吃车只有夫妇两人。男人三十多岁，负责食物制作。老板娘趴在柜台上看杂志。她真年轻啊，满山遍野全是她卷曲的长发，搭在光滑的麦色小臂上，在不锈钢的柜台板上，在白纸黑字上，在空中。

这种食物制造过程却出乎意料地漫长，老板娘抬起头，对乔德生谄媚抱歉地一笑。她真年轻啊，四肢纤细像还在抽条的青春期，手长脚长得尴尬，脸颊却鼓鼓的，圆眼长睫。大概从小就因漂亮而受到各种攻势，笑也含怒任性地蹙着眉。

她转头催促丈夫：“快点快点。”然后又低下头看杂志，一行汗顺着她的下巴流下，忘情地一头栽进她的胸口。

乔德生尴尬地望向远处，看到已经有员工陆陆续续进了马路对面的公司大楼，他有些焦躁，不太想让人看到他在这里买莫名其妙的零食。就对老板娘说：“等不及了，我不要了。”

车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愣住了，显出焦急的神色：“马上就做完了……”

乔德生摆手，说：“算了，钱我不要了。”夫妻俩仍是焦急无措的样子，乔德生只好改口：“明天我还来，到时别收我钱。”

他大步离开，听见年轻的老板娘埋怨她的丈夫，说他笨手笨脚，什么都做不好。

“今天我多买点。恩……十份吧。”

老板娘朝乔德生眼笑着，转身去裹面粉。现在只有她一个了，做食物的也是她。她永远地丧失了初见时那种百无聊赖的神情，总是忙碌而烦躁的。在等食物出炉的片刻闲憩里，有时定定看着他，媚态里有凄楚。

她叫甄珍。她老公回家乡工作了，每月寄钱来，刚好够付房租。帝都不易居，贫贱夫妻百事哀，“大难临头各自飞”则更不符合经济效益，还是夫妻同心、分头谋生吧，二一添作五的齐头并进过日子。

——两个月下来，乔德生不知不觉竟然知道了这么多关于她的事，只怪这吃食的制作时间太长了，人总要说点什么，强迫症式的。

乔德生看着她忙碌的背影，说：“今天我买点去拿给同事吃。”刚说完他就后悔了，完全没有必要交流啊。

她扭头笑道：“你就在对面大楼上班吧？”

乔德生忍住了没有接话，回答了，就得解释更多，他的工作与生活，何必要和她推心置腹。

他在午休时把“百吉果”带给女下属，她们欢呼成一片，都说他体贴而细心。下午，他路过茶水间，却发现她们没吃几口，几乎却扔在垃圾箱里。女下属半撒娇说：“太油了。”又说，吃起来感觉很廉价，埋怨乔德生贪小便宜敷衍人，下回要罚他带费列罗巧克力补救。

平心而论，这种“百吉果”真不算好吃，就是油炸了的面包条浇上一些果酱，唯一的吸引力，就是吃时有种自暴自弃的快感。

总是看见甄珍吃这个，她在生意不多的午后总是捧着一纸袋，没完没了地吃，嘴晶莹透亮，可她还是那么瘦，腰只有一点点。

傍晚，云低得吓人，黑云在他窗外翻滚，来电交加，挣扎搏斗了几个小时，才正式下雨。这大概是今年入夏之后最大一场暴雨，听它砸在玻璃上的声响就足够吓人。乔德生从办公室窗看下去，路上一片惊惶狼狈。有了第一场暴雨，人们就会对第二场暴雨习以为常了。

深夜，他加班完毕，走出办公室，路上没有什么人了，雨仍是大，安静而凶狠，一锤一锤，像有怨气。他看到甄珍撑着伞在路边，显然是不可能拦到车。他把车开到她面前，载她一程。

她坐在副驾驶，报了家里的地址后就不再说话，只不停用细长的指甲去戳放车前面放的毛绒玩具。

“我老婆买的。”乔德生对她说。

她吓得立刻缩回手。半天才问：“你们关系很好吗？”

乔德生笑着，没有直接回答，只说：“已经结婚三年了。”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车里又陷入沉默。半天，甄珍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了。”她扭头灼灼看着乔德生，观察他的反应。

乔德生不看她，注视前方微笑道：“为什么？”

甄珍叹了口气说：“我婆婆又催我回老家。说房子是现成的，男人养家。我只管享福就好。这话我还听不明白么，结婚一年了，急了，想要孙子了。让我回去伺候老人，伺候男人，以后再伺候小孩，一生就绕着他们转了。我当初就是待不下去才出来，现在就让我回去……”

她说着就红了眼圈。乔德生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甚至没有认真听，内心想的是今天工作室听的交响小调，舒缓明快。他把窗户稍微摇开一点，风把她身上果酱的甜腥送来。  

甄珍租住的房子是破败的筒子楼。到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她又坐了一会儿才下车，刚关上车门又回身敲窗，说上来喝杯热水吧。

楼道的灯坏了，乔德生什么也看不清，沥沥拉拉踢倒了一路。甄珍看着他七歪八倒的样子直笑，又怕他吵醒了邻居，拉着他的手腕朝前走。

在黑暗中不知道跋涉了多久，才到了她的住处。她打开水龙头，用电水壶接水准备去烧。他脱下半湿的深蓝西服外套，抚摸她的后腰。把她拉入怀中。她没有任何诧异或反抗。他们利索地做爱，一言不发。她有时用手轻抚他的脸，迷茫而好奇看着他，竟然是一副研究的神色。他叹气，拉开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腰上。

在他老婆出国旅行那几周里，他们几乎每晚在一起。他晚点下班，她早点收摊，两相约在无人的拐角见面。

约会总是在她家。乔德生从小在中产阶级家中长大，人生中稍微能算过“吃苦”的日子，不过是出国留学的那段时间。甄珍家的苦超越了他的想象力，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是完好的，都缺壳少角。每次走进她家，他新奇大于嫌弃，有种小时候违反母亲命令的快感。

灯伶伶地悬挂着一根细线，吊死在屋顶。昏黄的光时明时暗，最后终于全黑了。因为甄珍总是天还没有亮就出门，所以一直没有去修理这坏灯。有一天深夜，灯忽然亮了，光影在甄珍布满油汗的熟睡身体上摇晃。乔德生醒来，生平第一次知道“胴体”是什么意思，那是满身的胶原蛋白。

她让他想到小时候偷吃的那种零食，来路不明，油腻腻的，有容易让人上瘾的复杂辣味，有嚼劲——不慎就塞在牙缝里，也不舍剔出，用舌头一点点舔牙缝。

妻子从国外回来那天，他们都纵容了自己，睡到上午才醒。甄珍说要开始卖红豆冰沙，试着做给他吃。两人四手在玻璃碗里洗红豆，她手不老实，总是用鲜红的指甲轻划过他的手背。他抬头，看见阳光透过甄珍穿着的他的衬衣，照耀着一张清水脸。乔德生忽然意识到，这是他们一起度过的第一个上午，笑着叹气说:“你就这么高兴。”

没过多久，甄珍就见到了乔德生的妻子。

公司年会那天，乔德生约妻子一起去。一来公司的女下属们早就吵嚷着要见师母。二来他预料到自己一定会被灌酒，妻子还能开车送她回家。

妻子在公司门口等他，乔德生和同事一边谈事一边往外走。同事是乔德生和妻子共同的大学同学，拼搏多年终得一个不高不低的职位，她穿着晦暗的职业装，眼线常年在下眼睑留着斑驳的黑影，三人站在台阶上聊天，女同学羡慕地看着乔德生的妻子。妻子今天可以打扮过，穿着银亮飘逸的小礼服，样式简单，裸露着后背，只有根细链背带。

两个女人讨论着当职业妇女和专业太太的不同，听着像诉苦，可都暗贬对方。乔德生听得无聊，顺势搂住妻子的腰。他下意识地朝着马路对面看，刚好看到甄珍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这边。

他心想大事不好，如同一个计算失误，让原本各自寂寞运行的平行宇宙中的人碰面，一时说不出会有什么悲惨的后果，只是难以预测会发生什么。乔德生侥幸地想：甄珍恐怕不会来同他闹，他给她的是从未向他人展示过的一面，亦是个完整的人，她该知足了。

现在想来，所有的变化似乎都是从那天开始的。

乔德生和甄珍见面改约在每周六上午，妻子要上瑜伽课，他说自己约了一个商业伙伴，每周去打羽毛球。

第一个周五，他给甄珍打电话，说：“我明天上午九点到你那儿。”

她在电话里欢欣地承应下来。

周六，乔德生走进甄珍的家，瞬间就觉出了不同。所有的事物都变得干净了。窗户推开，房间里阳光灿烂，地板干净，却擦痕累累。饭桌用白桌布遮住了洗不净的油渍，玻璃碗里有水果和新鲜蔬菜。

甄珍也不一样了，他们以往约会时，她都是刚刚结束一天工作的疲惫，脸上薄薄一层油。天热，围裙里穿得也少，只穿背心和短裤。腿上胸口都沁出亮晶晶的汗来。今天，枕着把壮丽的长卷发盘起，穿着银色的齐膝短睡裙。

乔德生在褪下她的睡裙时，才忽然想起，它似乎是对妻子年会那晚的小礼物粗糙可怜的山寨模仿。

第二个周六，他们叫了一个披萨，躺在甄珍买的新床上吃。他讲起自己的事，如何按部就班地实现了母亲对他前半生的规划，并超越了对他后半生的预计。他大学毕业后出国，口音被人耻笑，两年后终于练了标准的女王口音，同学都以为他土生土长。甄珍让他说英语给她听，他浮现脑海的苦背的莎士比亚的诗，没说，只说了些日常对话，甄珍已经是满眼迷离婆娑。“英国啊……英国啊……”她语带向往地说。

第三个周六，甄珍临时把时间改为傍晚。他很费了些周章向妻子解释，才顺利出门。她央求他带他去城市里最高的餐厅——他也不知道她怎么知道这个地方。他西服革履，她穿船型领的直筒裙。她没有看菜单直接点了大明虾，德生心想她大概提前做了功课。

他们隔着桌对望着，乔德生发现她的美丽在褪色。她从前并不化妆，上挑的晶莹大眼是天生的，现在化了妆，变成精心修饰过的千篇一律。她从前神情中总有种粗鄙的神色，那是属于小城市姑娘的，无论经过怎样的漂泊洗刷都不会消失，像是要与外界搏斗的蓬勃，却有一丝伪装自卑的轻蔑。现在，她脸上这种神情消失了，变得沉静如石头。

吃完饭，他急着想回她的小屋去和她做爱。她却迟迟不肯走，叫乔德生与她并肩站在八十多层楼的窗边向下看着。底下是贯穿这条城市的长街，车水马龙如流水弯曲。她对乔德生说：“你有没有发现，位置越高，看到的风景越多。”

乔德生不耐烦地支吾一声。甄珍把手放在玻璃上，说：“你就看这栋楼，钱少，就呆在一层，看门口那点儿事。多一些，呆在中间几十层，能看到半个街道。再多一些，就能在最顶层，能看到完整的半个城市。”

乔德生笑道：“你心大了，想看到整个城市。”

第四个周六，他们破天荒没有做爱。甄珍拉他去看一个展览，开车去的路上他们为了小事而争吵，他把她扔在路边，自己开车回家。

第五个周六，他到了固定约会的时间才给她打电话，说：“今天我要开会，去不了了。”她笑着说没关系，声音轻颤。

关了电话，他拿了张报纸回到客厅看。妻子正准备出门上瑜伽课，看到他诧异地说：“你今天不去打羽毛球了？”

他说：“今天不去了，肌肉有点拉伤……对了，我们一起打球的那个老王，前几天公司体检，他检测出心脏有问题，医生让他以后不要做打羽毛球这种剧烈运动，换成高尔夫之类的。我以后周六就不去打球了。”

妻子点点头，让他也要注意身体，说现在上班族都亚健康。话题不知觉扯远，妻子说他三十五岁，他们也该要孩子了。

妻子出门后，他一个人呆在宽敞明亮的客厅，忽然有些怅惘。他想再纵容自己和甄珍度过一个半天，一个，或者两个。如果甄珍不曾改变就好了，他怀念她总是不大干净的床上的果酱味；他怀念她身上原始的汗腥气；他怀念他在小吃车买百吉果，他们十指纠缠，看到有人接近就立刻松开的刺激；他怀念有一次深夜，他们在无人的拐角碰头，他们相携走着，他手伸进背心里去摸她的细腰，被下属撞见，那一瞬间攫住他心脏的深深羞耻感。他怀念。

    这种羞耻和内疚让他上瘾，因为透明对他来说是新鲜的。如今却只能像告别甄珍一样告别它们，而重返阳光下的疲倦生活。告别甄珍，他内心稍微有些愧疚，他拯救她于油汗与污秽，却抛弃她于荒芜和无望。

最后一次见到甄珍，是他开车办事。路边嘈杂，他停下车看。原来这个城市每天上演的悲喜闹剧，城管在驱赶小贩。这座城市要召开盛大胜利的会议，肃清城市死角，最近加大了驱赶路边摊的力度。地上撒着油炸面包，那与城管厮打的人分明是甄珍，她穿回了粉色背心，衣服被扯烂，露出黑色的胸罩边，旁人窃笑，她却丝毫没有在意，满脸嚎叫的神情。

她的车要被城管推走，她一边撕扯着他们，一边向围观的人大声控诉着什么，路人讪笑。

乔德生把车继续往前开，手有点颤抖，大概是被这种野蛮的场景骇住了，元神半天不能归位。当他从麻木中渐渐恢复直觉，久违的羞耻感又排山倒海涌来，前所未有的痛楚。

晚上，他和妻子局促地并排躺在床上。

岁月在她身上催生了一些变化，她的乳房变得绵软，她的皮肤透明得可见血管。妻子没有走形发胖，只是肉体的轮廓变得疲惫圆融，反而比年轻时更增肉欲，像日本浮世绘中的良家妇女，白净淫邪。

他许久不曾和妻子同床，这些变化对他来说很新奇。两人并排躺在床上，像新婚夫妇一样手足无措，他对她的身体重新有了蠢蠢欲动的探索热情。

他的手机在床头闪了两下，他放心让老婆去看。那是同事群发的顺口溜笑话，老婆笑着念给他听，中间有一句：“……情人，就是最后你发现和妻子并没有区别的女人……”

他在黑暗中吃吃笑了两下，熟练地把手伸进妻子的睡衣。她的乳房瞬间在他手掌融化，凉软、洁净、安全。

                                   《时尚芭莎》2011年10月号

   
             94年12月出生的程齐家，比周围的同学小一点。2010年，他在人大附中——这所声名远扬的名校读高三。
          程齐家所在的是英语实验班，而他的强项是数理化。若是按部就班，最好的结局是他将会考进清华的机械专业，毕业后研究汽车。程齐家住校，每周末，他妈妈都会来看他，给全封闭环境下的儿子带来一些外界的社会新闻，让他多些对社会的认识。他们谈话交流、彼此安心。
       高三就这样规律平静地过了一半。一个周末，程齐家的妈妈来看他，聊天中她说一位院士在深圳主持筹建了一所大学，准备招收已完成高中知识学习的高二学生，学生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高水平测试，进入大学后可以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老师们都是知名学者，这所大学叫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只收高二的学生。学校官方的解释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同时可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但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真正用意：对直面高考的高三毕业生来说，考北大清华港大，当然是更顺理成章的目标。南科大从高二招生，当然是为了能拦腰斩断、收割优质生源。
      程齐家后来回忆说：“南科大就是这样以一方净土的模糊形象被我所认知。当时我未把此事真正放在心上，妈妈也玩笑似地感叹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也只得认命，觉得水木塘边赏月、未名湖畔折柳亦不枉此生。”
         年底，班主任拿了一份通知，说南科大将在人大附中高三年级招收第一届学生。程齐家当时已经获得了校荐北航的机会，也自荐报考了上海交大，虽然对南科大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但他立刻觉得这是个惊喜，第一时间报了名。
 对于要报考南科大的学生，人大附中不仅没有打压，让他们回归官方志愿，反而给予了让人意外的热情鼓励。除了几次动员，人大的刘校长还专门给想报考南科大的家长开了个见面会，会上和南科大的新校长朱清时电话连线，解答家长的问题，试图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这次见面会之后，人大附中一共有7个孩子，确定了报考。

       朱清时校长的演讲一向犀利而昂扬，“教育改革”、“学术自由”、“去行政化”这样的词是屡试不爽的鸡血，而他描述的南科大蓝图更像近在咫尺的乌托邦。朱校长说首届招生时只招50名学生，未来亦将严格把师生比控制在1∶8的规模，小班化教学是教育模式的回归。大一、大二采用通识教育。
      可是在对家长的说明会上，却不知道朱校长有没有说明，南科大还没有获得教育部颁布的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也没有招生许可，大学毕业后的文凭也可能得不到国家承认。
      在咨询会结束几天后，教育部终于向南科大颁发了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这所先斩后奏的大学，方才获得了迟到的准生证。
      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是按照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
      人大附中特意为南科大自主招生的笔试开设了考场。考试的题目是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考数学、物理和英语，题目比高考要难。
      这三门课是程齐家的强项，他考完之后就对母亲说：“绝对没有问题。”
 通过笔试的，除了程齐家之外还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比程齐家成绩要好一些，性格内向，出于顾虑，最后放弃了南科大，冲刺北大清华。
      通过笔试之后，程齐家就读南科大的意愿更加坚决，它不再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而是未来本身。
      因为儿子的坚决，家长也开始衡量报考这所大学的风险。有的朋友坚决反对，说“中国政府的事儿你也信？”    风险当然是有的。家长最担心的是政府决策很容易变，“有时候领导换届了，往往一些事情就不好说了。”

        南科大的重要推动者是深圳市，也是它的投资人。南科大的前途当然是随着业主更迭而瞬息万变的（后来事实证明，家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支持南科大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在今年五月因为贪腐而判处死缓）。
       对于南方科技大学自授学历和文凭，家长反而并不太担心。“自授学历”是朱清时校长口中的高校恢复活力的关键。他说全世界唯有中国是国家学位，各个学校拼命去跟教育部公关授权，而不是拼命提高教学水平，这是本末倒置，必须打破铁饭碗。
       而家长确实也有更现实的考量。程齐家的妈妈认为对孩子来说，大学不会是学历的终点，他一定会继续深造，但总应该获得一个国家承认的学历吧。
      衡量之下，报考南科大，最好的结果是，程齐家接受了招生简章上承诺的高质量教育，有了很好的发展。
 最坏的结果是学校解散了，他再回家来参加明年的高考——程齐家说，即使这样他也认了，大不了回来考清华。而他即使明年回来高考，也还比应届生小一岁。
       寒假，正月初十前后，南科大在深圳进行了第二轮录取考试。程齐家第一次坐飞机，他自己飞。他是唯一单刀赴会的学生，参加了面试、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
       两三天后，南科大打电话，祝贺录取。还没有开春，程齐家就早早告别了如临大敌备战中的同学们。
 
 
       二月底，程齐家一个去了南科大报道，他带了几本书，包括易中天的《看不懂的中国人》，还有字帖和德语书——这些都是他准备上大学后自我教育的内容。
       空旷崭新的校园里，全部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十人——也许还没有赶来抢新闻的记者多。学生的组成乍一看更让人觉得这不像是一支正规军。
         ——南科大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前一年报考了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有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这些孩子本来就是特殊的，他们像是从一个试验皿跳进了另一个，而南科大的校长朱清时是中科大的原校长，两个试验皿也属同胞。
       南科大首届学生中最小的只有十岁，叫苏刘溢，他7岁上初中，8岁升高中，10岁考大学，高考考了566分，在去年九月就已经入学，是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位学生，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等候着未来的同学们。
         除了他之外，南科大的首批新生里还有13岁的王嘉乐、岳照，14岁的范紫藜。
 

         南科大在喧嚷中开学，晚上才得安静。学校安排学生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的而是寄宿学校里一群难缠的问题学生，被音乐老师感化，组成了一支合唱团，才能被唤醒，心灵变得温驯美好    放这部片子，大概是因为校长猜到了这会是一群难管的学生。他们年纪尚小，早早就被周遭目为神童，过早觉醒，天生反骨，又在外界对南科大的好奇中收获了许多注视。对南科大的天才们，除了教育，大概还有些教化的工作要做吧。
     《放牛班的春天》主题曲里唱：“看看你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迷了路/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步向以后的日子。”
       在广州黄埔军校半个月的军训结束后，正式开课。
      程齐家笼统而乐观总结他上大学后的感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思想很自由。同学们崇尚智慧，努力汲取知识拓展思想，在这里我们开始关心社会，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并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科大、为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知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改变。”
        他这样概括自己在南科大的常规生活：“这学期有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科学、国学、社会学、英语，还会经常由知名学者教授开讲座。大家普遍感觉压力不小。有课时认真上课，没课时自己复习、看书、用电脑娱乐一下，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大家有时会一起出去玩。”
     南科大理想的设计是“书院制”和“导师制”相结合。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可以随时交流问题。一个导师带三五个学生。
     到现在，“书院制”已经落实了。院长是原来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唐淑贤。“导师制”却还遥遥无期，困难在于师资。这是南科大从筹建创校就存在的问题，早先在招生简章里公布了的一系列名师并没有全部落实，很多教授也只是兼职，保证课时已是勉强，更无法冲到无微不至指导专业、生活、人生方向的导师了。
 
     以外界人的目光，南科大之难，更在于与“组织上来了新规定”走一步退三步的漫长谈判与妥协。
     四月，深圳市委宣布将通过公开推荐方式选拔两名局级领导干部，到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
     六月，南科大宣布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守住了“去行政化”的承诺。
     五月，教育部说改革要依法办学，要遵循制度，规定南科大的学生必须要参加高考。
     六月，南科大的学生写了封公开信，集体缺席高考，不向应试教育低头。
     表面上看，南科大已在往体制的天花板冲，冲顶成功，姿势壮烈且不难看。可谁都知道，姿势不能兑换成胜算，“抵抗”更是与胜负本身无关的事。
      

        “学术自由”和“行政指挥”抗争的战役历史上早有过，且前者赢了。中华民国的教育部，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大张旗鼓地要求统一动作。当时在云南的西南联大，也被要求实行毕业总考制。虽然其他学校也有牢骚，但只有联大全校一致抵抗。在这项规定实施的头两年，联大是唯一一所拒绝参加考试的学校，教授也对学生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历史和现实如此相似，是因为被挑战的那一方只能见招拆招，路数如此单一。当时的教育部以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相要挟。西南联大仍然自行其是。最后，教育部无法，只能作出保全脸面的妥协：联大学生需参加考试，但是全部自动通过，联大不必把分数上报给教育部。到了1941年，联大干脆连过场都不走了。
      七十年前，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大获全胜，是因为“学术独立”是学校和执政党谈条件的共同底线。是时，知识精英还有寡头集团的话语权。如今，物是人非，角力的双方不同，赢面自然不同。
       大家赞南科大勇气可嘉，看它的目光却像看一名烈士，觉得南科大一定会死于它的“抵死不从”。
     “不从”也是由于无奈。早在高考前，师生间，学生间，家长间就因为到底要不要高考而争论。
      朱校长在外地，无法表态。学校则有领导开始组织说服学生家长参加高考，人心惶惶。
      真正反对参加高考的，除了热血而理想的学生，还有焦虑而现实的家长。他们担心：按照国家法规，南科大不能录取学生，肯定会找别的学校录取，例如深圳大学，毕业时如果发深圳大学的文凭，怎么办？国家规定外地孩子不能在深圳参加高考，是违法的，学生一辈子背上了高考违法的不良污点，怎么办？学生如果没考好，被当做攻击南科大教学质量的口实，怎么办？最大的风险是，朱校长可能会因此辞去校长职务，这些学生，怎么办？
       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得可怕的责任感。
      在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里，南科大的学生自称为“探路者”，他们疑惑以及焦虑的是：为什么中国造不出真正高质量的大飞机，造不出一流的汽车底盘，为什么高科技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公司开发的？
      程齐家给南科大寄去的自荐信里，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钱学森之问》。他显然已经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陈旧的教育体制的错。
       南科大的学子说：“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叹！”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奶声奶气的少年的影像重叠，显得吊诡。听未成年孩子们沉重做些“关乎祖国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听风便是雨，多少让人有些觉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时期了，“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拒绝参加高考之后。南科大才面临真正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内部——不断有人叛逃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离开了南科大，还写了篇檄文，说南科大煽动学生不参加高考近乎文革，改革不能光靠口号。
       后有一名南科大的学生请了长假，然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对于其他南科大学生动辄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这个退学的学生不吝冷漠嘲讽。他说：“绝大多数人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国留学。当时朱校长也是这么对家长说的。我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人总是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可我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张口闭口就说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您说您是为了改革而献身，从不担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别拉上别人，为自己将来担心的人多着呢，不要总是代表别人。”
      他认为在南科大是没有前途的，决定参加高考，退出这支被捆绑在一起的盗火者队伍。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设法窃走天火，被宙斯捆绑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被鸟兽啄食，却要长生不死，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
      盗火者是被绑缚的，也是被绑架的。这几乎是所有改革或革命者的宿命，骑虎难下，革命者们用一贯宏亮激昂的调门地控诉当下，构造乌托邦；戏假情真，革命者们眼里总常含泪水，眼泪也为自己而流。无论如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吧，管他前面是什么。摩西当年恐怕也不知前面是否是深渊，但总不能回身向他的追随者们无奈地摊手劝回。即使摩西是个瞎子或近视眼，也得为了身后的被感动的信任者，走向他内心自认为清晰的彼岸。
 
  
        我问过程齐家，他的理想是什么。在进入南科大之前，他的理想是想毕了业研究汽车，这是他的兴趣。现在问他，他则说：“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全面的人，广泛接纳各种价值体系，并永远守护心中的理想和价值。以数理逻辑观察世界，又以艺术的思维生活，活得自如。”
         他的未来被推得更遥远了一些，南科大的未来似乎也被推得杳渺了一些——秋季招生的简章迟迟未出，不知道第一届学生是否是最后一届。
        程齐家的妈妈告诉我:“如果要写关于南科大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多么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善良，我们弱势。”情况比她当时想象得要复杂和艰难很多，若是一开始知道如此，她也许不会同意孩子去南科大的。

               刊载于《信睿》http://weibo.com/1906579697                2011年7·8期合刊    蒋方舟专栏“九年级”

 （北京首都机场——卡塔尔转机——已经到坦桑尼亚了。孙鹏摄）
         

  达累斯萨拉姆 

    从飞机上看，非洲像一大块烧焦的花岗岩，一大片一大片的赭石色，没完没了，夹杂着烧焦的灰色。

飞机到坦桑尼亚首都达雷斯萨拉姆是下午，太阳最烈的时候，黄金铺就，闪闪烁烁。黑人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又热，出汗，皮肤亮晶晶的，把阳光都染上刚烈带锈的体味。直到这时，我才彻底倒过了空间差，觉得到了另一片天空下。所谓异国风光，大概就是一扫灰蒙蒙之气，把色彩饱和度调高、调纯。

     这里什么都放大了，太阳在变大，白屋蓝天叠加得炫目。静时很静，只听见苍蝇悠扬的嗡嗡声。闹时巨闹，水泄不通的马路上所有的车同时鸣笛。

来机场接待我们的小伙子叫做freddy，本地人，有很漂亮的小凸脸，以及比脸更立体的翘臀。坦桑尼亚人都有石膏般结实的尖乳翘臀，像是毕加索画中的人，身体线条笔直，曲折突兀。

我们在机场等待转机——从达累斯萨拉姆转机到乞力马扎罗机场，机场没有候机大厅，所有人都坐在室外，守着自己的行李，阳光在人们的脊背上一点点爆炸完，变得静寂而乏味。

     非洲人不富，一路却没有看到一个乞讨的人，生存对他们来说不是目的，而是意义本身。

 摩西镇

乞力马扎罗山下的小镇叫做摩西。

我们坐的小巴是日本车，门上印着“自动扉”，门外的景色却像中国普通的小城市：五金店、小卖部、电器店，半关半闭的门，不知有没有在营业。

非洲人懒，街上大部分人都在无所事事地闲逛，或仅仅是戳在路边，唯一工作就是闪着皮肤的晶光。下午两三点学校就放了学，白衣绿裤的学生顶着满头盘曲的小卷发成群结队的走，向车里的游客挥手笑着打招呼。非洲人懒，这话我说得羡慕——急着从一处赶到另一处的都是孤魂野鬼，没有目的地的身体才是肉身。

到底是中国人，我们到了摩西镇就急惶惶地问吃的，找吃的，再急惶惶地对吃食表示失望。每顿饭差不多，牛肉、羊肉、鱼肉、牛舌堆在米饭旁，配上胡萝卜和生菜。这里的服务生却都煞有介事，白衬衣黑领结，一手背在身后，表情极其严肃，矜持而不失骄傲地端上一盘盘木肤肤没什么滋味的盖浇饭。

第二天要登山，晚上，挑夫和向导来和我们见面。坦桑尼亚的法律规定，登乞力马扎罗山的游客每人必须配备两个以上的挑夫，一个团队至少要有两个向导和两个厨师。

二十公斤以下的大件行李都给挑夫，非洲人用头搬运，巨大的行李也头顶着，完全不用手扶，外人看得直龇牙咧嘴。向导之一叫“good luck（好运）”，看上去不过是个中年，一问才知道已经67岁了，每个月要上下乞峰好几趟。

第二天要登山，明明有些摩拳擦掌的，见了挑夫和向导，发觉我们不过十个人，却有四十多人齐心戮力地照顾我们，俨然组成了一个小型的移动行宫。这时我才顿时颓然，一点儿英雄主义的小火苗都不敢点燃了。

半夜，我睡不着觉，去酒店的前台看电视。坦桑尼亚公共场合的电视几乎都锁定一个频道，一个议院辩论的现场直播，每天直播12小时左右，电视里的人声嘶力竭，电视周围聚集的人安静仰头看着，既不被情绪感染，也不相互议论。

我和前台的服务员也静静地看着电视，一个胖大的中年女人在怒斥着什么，杀气腾腾。我忽然想到我从小到大的老师说民主不好，说不适合国情，会乱，“不信你们看看台湾，他们在议会打架。”

我和前台的服务员harryson闲闲地聊着坦桑尼亚的政治，知道坦桑尼亚经历了从多党制到一党制的转变，直到1992年才再次又像多党制转轨。大概是经历过反复，所以harryson还是很有兴趣，给我讲了些人们心态的转变，还让我期待。我却不知道能期待些什么，设想与奢望的边界在哪里。我期期诺诺地敷衍着，harryson却非常激动，还留了我的电子邮箱，让我一旦看到了希望就发给他邮件，颇有点“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思。

（背夫们。老狼摄）

乞力马扎罗山

        —— 1

 （出发前。孙鹏摄）

第一天从海拔1700登到2700米，这一路都是热带雨林。进了林子，它缓缓便在你身后合拢。好林子，十分洁净，茂密挺拔，一片片遮天蔽日。山上刚下过雨，更是绿得痛快。风每每穿山而过，就觉得又有什么东西立地成绿。

路程过半时有午餐点，我们队伍的厨师早就到了，在铁皮的长桌长凳上摆好餐具和午餐。午餐丰富得令人诧异，喝的有咖啡牛奶果汁巧克力等等，吃的是面包、鸡腿、热汤、水果，还有甜点。食物没有热气，只有铁盘子的腥气，每吃一口，胃都像被咯噔轻击一下。

2700米大本营的夜极美，星星像下雨一样要往下坠。同行的人带了指星仪，一道细长绿莹莹的激光直戳天幕，我们像是《星球大战》里的人物，不像在人间，像在银河，星球成簇擦身而过

我不识星座，就用指星仪胡乱捅星星玩，星星不怕人，就这样赤头白脸地和我对视。

 （等吃饭中……）

                                     ——2

第二天从海拔2700登到3700米。

与我们同时登山的，有两队日本人，都是老年人，每对十人左右，平均年龄至少六十岁。老太太比老头还要多，妆容整齐，脸都粉白粉红的。

他们的队伍非常整齐。我们登山的队伍不一会儿就会自动分裂青年少壮组和老弱病残组，距离拉开老远。日本老年队却始终非常紧凑，远远看山脊上短促的一小团。他们休息的时间也极短，一边喝水一边还活动着腿脚。

在日本，似乎六十岁之后人生还能另起一行。据说讲谈社搞了一个文学奖，60岁以上的人才能参加。日本还有女诗人92岁才开始写诗，畅销一百多万册。

人老了，唯一的奖赏就是不必与外界搏斗了。不仅不用搏斗，甚至连年轻时为了生存习得的功夫与记忆也可以忘掉，只管一日当两日地笑坐着，仿佛大梦初醒。中国的老人是树桩，一边炫耀着自己的年轮一边懒懒地晒着太阳——当然这样也自然，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看到日本老年队，着实受了刺激，我只恨不得立刻奔回家教育自己的父母，或是在他们的脊背上刺上“不进则退”的字样。

到了3700米的营地，同行的王小山等人开始斗地主。每个人面前堆着厚厚的一沓坦桑尼亚先令，每张面额一万，相当于14美元。打一局，输赢在一万到八万先令之间，牌打得并不大，但是速战速决，一会儿厚厚一沓钱就见底。

黑人挑夫和向导围在桌周围看他们打牌，不看牌，只看银两飞快进出，他们诧异得张大了嘴，震恐地看着输了钱还谈笑生风的打牌人，大概在猜测眼前这群中国人到底是干嘛的。

七点不到就无事可干，准备睡觉。三角形的小木屋，一屋四人，我回屋睡觉时同屋的人还没回来，我愉快地出溜进睡袋里，睡袋第一天还干净清冷，躺进去有点畏畏葸葸。睡了几天，已经有一股熟肉的气味，肉是自己的肉，所以非常亲切、催眠。

我睡起觉来不像个文字工作者，像个庄稼汉，睡了十几个小时，一觉到天明。早上七点，黑人来敲门，他打好了热水，拿着小盆和香皂，叫醒我们洗脸洗手。

我好几天没有正经洗过脸，防晒霜每天只管一层层往脸上涂，摧残得厉害，一碰脸就火辣辣地生疼。

  （3720米营地。王小山摄）

 （登山旺季，队伍挺多。 王小山摄）

  （巧遇登山家王勇峰带领的另一支中国登山队，只能说世界真小。老狼摄）

                                       ——3

第三天从海拔3700米到4700米

路上刮起了狂风，气温骤降，小石子一样的冰块砸下来，不是冰雹，叫粒雪。

队伍被狂风吹散，越拉越开。不知不觉地我已落单，漫天昏黄风雨如晦，天地广阔得令人绝望，能走的只有一条荒凉的小径，路边是焦红的砂石，还有些仙人掌。

向导Eric从后面赶上来陪我走，我们边走边聊，好消磨过这一段痛苦又乏味得惊人的路程。

他说他的女友是加拿大人，从加拿大最北端而来，到摩西镇做志愿者，他们在夜店认识，相恋。

她来自地球的另一边，把他从暴烈带锈的阳光和体味、汗渍斑斑的酷热中解放出来，他驱走了她小半生冰天雪地的黑夜。这不是爱情，是互助，是自救。

Eric说自己打算娶三个老婆，一个本地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欧洲的。坦桑尼亚的法律规定男人可以多妻。

非洲人直白，他直接压下一张漆黑的脸，闪着大白牙问我：“你是处女么？”我呛了一口黄沙，猜测他难道要杀了我祭山神？

到4700米的营地是下午，大家围坐长桌，开始唱红歌。唱《十五的月亮》《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解放区的天》《黄河大合唱》。越唱越兴奋，仰脖扯嗓。

开始唱时，我也以为这像是某种荒谬的行为艺术，后来惊讶地发现自己真被感染，唱得发癫，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家国情怀上是无根的一代，出生前所有大事已发生完，没想到唱起歌来发觉五六十年代人的情感模式原来遗传进我的血液中，我简直像青年老干部，想起共和国情感。抛头颅洒热血便热泪盈眶，觉得它简直是连接彼此的情感纽带。

孔子在漫漫黄沙中流窜，每到一处要弹琴唱歌。屈原也爱唱，“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抆泪兮，放子出而不还。”——他唱的也是红歌。

 （导游Eric和我。王小山摄）

                         ——4、

半夜11点半，我们出发登顶。出门的时候发现下起了雪，国家登山队的总教练罗申说下雪走是最舒服的，不冷也无风，我们都感慨自己幸运。

三个小时之后，走过了一半的路，在雪洞里休息时才觉得难受，雪不小，几分钟不掸就在衣帽上压了厚厚的一层。我自己体力开始透支，嘴里一股黄铜生锈的味道，头疼欲裂，一味发冷。黑人向导在每个人手里倒了点奶精还是葡萄糖，我狼狈地把自己手掌舔得一干二净，才稍微缓过来些。

这时，队里的王小山开始招呼两个体力透支比较严重的女队友，说要一起下撤。领队孙斌一声大喝：“我是队长，都听我的，所有人都要上去！”这才一片寂静，新雪映着漆黑的雪洞，大家脑袋上的头灯已经快没电了，心虚地闪着一点点光。

下撤的想法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如果下撤，我也是坦然的。“我来过，我看过，我征服”，“我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还有比这更返祖的想法么？

人人都知道的话是“人定胜天”，《史记》中的原话却是“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雪还在安稳地下着，滔滔惶惶，山也径直陡峭。天永远是定的，无论你登还是不登，乞力马扎罗山都在那里征服你。

休息了片刻，继续走。接下来的路走得更难，几乎每走三步都要停下来大喘气一阵。我不停地问领队：“还要走多久？”他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再问：“还要走多久？”他仍说：“一个小时。”再一个小时之后，还是说一小时，后来我再问，他就不说了。

登顶的队伍很多，也有看起来很专业的，所有队伍都越走越慢，一个结实强壮的外国人在路边呕吐，我轻盈快步绕过他身边，刚准备示强，却终于也忍不住干呕起来。

还差两百多米登顶的时候，我坐在石头上喘粗气，直到这时才第一次想到了海明威，想到《乞力马扎罗山的雪》。

“嗳，他累啦。太累啦。他想睡一会儿。他静静地躺着，死神不在那儿。它准是上另一条街溜达去了。它成双结对地骑着自行车，静悄悄地在人行道上行驶。”海明威在小说里如是说。

比起海明威，我更喜欢他讽刺的菲茨杰拉德，与他似敌非友的福克纳，因为我一直觉得海明威的简洁是因为烦躁，言未尽就翻翘着嘴唇，灌自己一杯烈酒拒绝深谈。

海明威不太像个作家，作家难免有温情气，文青气之所以讨人嫌，就在于对人世的黏糊与欲推还休的拉扯，用潮湿湿热的手心拽着生活不放，跟它说知心话，而海明威的厌世终极而彻底，几乎要连死亡一起嘲笑。所以读海明威可以去除文青气，良药苦口。

海明威自杀的时候，福克纳嫉妒地说：“他作弊，在回家的路上，他抄了捷径。”

我坐在石头上喘粗气，看着自己的手背一片苍黑，是死人色，猜想自己的脸也同样难看，这时候才第一次懂了海明威，那种等死的欣然与安逸。我不想继续走了，也一心求死——不，并不是想死，只是不想活了，因为只要是活着便要继续往前走，而向前走的念头让人如此难以忍受。

同行的领队看出我耍赖，叫来一个向导，让他拉着我的手登顶。

向导拽着我一步步向前，最后一段路最陡，全是大石头和碎石，因为覆满了雪，所以更不知深浅，向导虽然经验丰富却也几乎步步踩空，不住说着“sorry，sorry。”我们两人喝醉酒一样七歪八扭，踉踉跄跄，每步都是半跪着前行。

半拖半拽的，终于登了顶。我速度慢，上到平台时大家已在庆祝。本来说登顶之后男人们要裸奔，但一看这凄风惨雨的形势也没人再提这话。逼仄的顶峰也只够站十几二十个人，原地打着转。

是时，早上六点三十，原计划是想看日出，可雪实在太大，缭雾未散，只看到一片苍茫的白色。

所有的征服其实本意都是破坏，所有的破坏都是由于恐惧。

人们害怕荒野，因为它是荒野，所以人们用斧头和犁头把它的边缘一点点侵蚀。人们害怕雪山，因为它是雪山，所以人们要留下痕迹，要用雪杖和冰镐敲击，要在它的顶峰摆出“我若为王”的姿势。

好不容易登上顶峰，我内心的拧巴和纠结才突然发作，觉得不识相地觉得有点索然无味，在标示着顶峰的木牌前匆匆照了张相，便要下山。

下山如丧家之犬，忘了回头看一眼，向导们都说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会在10年之内融化完。

  （队长孙斌陪狼嫂避雪。老狼摄）

 （凌晨6点，全员登顶——5681米假顶。之后教练罗申只身去登5963米的顶，登山家孙斌和资深登山者王珂这次是第二次上乞力马扎罗山，已登过5963的顶，就带我们连滚带爬地回到了4700米营地。大伙儿稍事休息又赶回3700米营地住宿。老狼摄）

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公园

恩戈罗恩戈罗火山有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火山口底部大概生活着两三万只动物。

场景完全是动画片《狮子王》，只是没有那么多恩爱情仇，斑马奔跑，鬣狗踱步，狮子睡卧，各自相安无事。草在大地上喘息，愉快地起伏。

海明威写过一本《非洲的青山》，记叙的是自己来东非狩猎的经历。拓荒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在非洲，海明威才能把自己一直向往的优雅的暴力付诸行动，而不仅仅是意淫。

他带着眼镜打猎，射杀了水牛、犀牛、鬣狗，还打中过一头狮子，命中颈项，血流成河。

在我询问过的非洲人里，知道海明威的人甚少，我想还是不跟他们介绍为好。

中国人也对自然友好，是待客的彬彬有礼，“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几乎要拱手作揖。

非洲人待自然友好，却是和自然界融为一体的那种。斑马、狒狒、猴子横穿马路，司机从不鸣笛，而是静静等它们穿过马路，仿佛它们是迷茫的路人。

下午回到火山口的酒店，我们坐在长廊上聊天，长廊外是草原和群山，天不断变换着奇妙的颜色，像水里不断滴入的水彩色晕染开。云在交谈，它们相遇、停驻、分崩离析、又相互告别。

群山也在交谈，不时低笑，脊梁一抖一抖的。有时山丛也感慨，漫长地呼出一口气。

天色突然暗了，下起了暴雨，我们躲进餐厅。餐厅中间是巨大的壁炉，火烧得很旺。安徒生不那么著名的童话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房外是大雨或大雪，房内壁炉烧得暖，屋内人烤着苹果，喝着不那么烈的酒，过了一会儿就有伪装成少年的天使来敲门。

火越烧越暖，每个人都被热出了满眼的秋水，灼灼其华的脸颊。场景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古典艳情小说，脑袋里有个细细的声音在唱“如此良辰美景……”还是俗人啊，饱暖思淫欲。

我心里中最安逸美好的场景，是一个叫Gary Snyder的诗人的一首诗，叫做《干完活儿了》

   小屋和一些树

漂浮在流动的雾中 我掀起你的衬衫

用你的乳房/暖我的手

你笑你颤抖

我们在铁炉旁剥蒜

把斧头、耙子、木头

归位放好 我们将靠着墙

彼此相对/炉里炖着菜

当炉火变暗

我们喝着酒。

此时舒服得恰如彼时彼刻，瘫坐在沙发上，比叹息活动量更大的运动，都不想做。

 （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公园。老狼摄）

尾声  最后一站是桑提巴尔岛

     海水极蓝，蓝得简直有妖异之像。中国画里没有这种颜色，“青山碧水”是好商好量地把色彩水溶得谁都不得罪，而绝不会蓝得这么冷艳放肆。

     住的酒店惊人得大，连服务生自己都要东跑西窜，好半天才找到正确的房间号。奇怪的是没有人住，除了我们一行人，只有一对母子入住。

     晚上吃饭时，大家才知道酒店如此空旷的原因。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机场附近发生了军工厂爆炸，死了20多人，300多人受伤。我们中午刚刚离开的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阿鲁沙，由于反对党示威游行，也有几人死亡。

     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都有点发愣。我们在一个完全隔离大陆的岛上，具体情况无从得知，此时北非政治是天地玄黄乾坤颠倒，我们到底是躲过了灾，还是碰着了更大的祸？

     中国有俗话说“小乱进城，大乱下乡。”说的是遇到小劫便要去城里躲避灾祸，可要是大乱，社会秩序和伦理都遭到颠覆和溃败，就要去相对稳定和隔绝的乡村。

     大乱中有小静，我们躲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暗合了中国的俗话。若有漫天炮火，我们躲过了；若有重新排座次的乱世，我们错过了；遥远的地方，哪里的国在山河破，我们暂时纵容自己忘记了。

      一方面是在乱世碎石的缝隙中暂得避风避雨的安稳，另一方面，也是自我重整的机会。

      在来乞力马扎罗山之前，其实我已经下决心放任自己犬儒。时局不好，善恶失去标准、人格没有尊严、人人都在忍受没有折磨者的折磨，我原先已打算熟悉和亲近这种现实，江山不幸诗家幸，我独善其身，沉舟侧畔千帆过，我和沉舟同归同沉。

      登山之后，我却获得了奇异的正面能量，人性在暂得的喘息中得到休整和恢复，而人性在社会全面恢复的那一天似乎也变成可期的。

     我一路避免着英雄主义的渲染，以及自我神圣化的倾向，可在登顶乞力马扎罗山之后，也还是生出了不愿意就此止步的念头，甚至开始计划下次的登山。

    “世界的边缘/随着我前进而永远永远后退/把停下来的地方当做终点。是多么的乏味啊！”——此时，就连丁尼生的《尤利西斯》都显得不那么可笑了。看过乞力马扎罗雪的海明威能称得上视死如归，可死亡的全部意义，却是为了在终止前能做些高贵的事。

 

 (乘船去桑提巴尔岛，忘了谁摄的）

 （感谢挑夫、导游、厨师、司机、教练、领队、赞助……我们真的不是被抬上去的，是自己走的……前排右三戴帽为孙鹏。）

补记：

    2011年大年初二，我动身去坦桑尼亚，参加“榕树下文学在路上”第一站——非洲乞力马扎罗之旅。同行的人有“榕树下”的王小山，八零后作家春树、狐小妹，歌手老狼，“红袖添香”网站的孙鹏。登山队长是职业登山家孙斌，护航的有国家登山队总教练罗申，还有全程协调和照顾大家的王珂。

 （从左到右，俩非黄种人不记其名，依次为：王小山、老狼、春树、罗申、孙斌、狐小妹、蒋方舟。）

 （单人登山标准照）

 （单人登山全身照，狼突豕奔中…）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呻吟；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蒋方舟

                                                                                                                2010年3月20日

                               蒋方舟

裙下无匍匐的小兵，库房没有存货，自己心里头连个可念想的人也没有——到目前为止，我在爱情上仍然没有任何斩获，创造了自己连剩21年的纪录。即使如此，我却常常被迫谈论关于爱情的话题，或是自己的择偶标准，越谈越耽误婚恋大事。所谓“清谈误国”就是这个意思。

 我身边的人都谈了恋爱。姑娘们打电话，一片莺声燕语，撒娇撒成环绕立体声。我对于此厌恶，多少也带些好奇的成分。有时放下手边的事猥琐地偷听，想知道当她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些什么。想知道能谈得上恋爱的人是不是具有某种特异功能，要打通哪个经脉才能变得和她们一样。

  听了才觉得恋爱的琐碎无趣，无外乎是说自己一天吃了什么，好不好吃，吃了多少，有没有发胖的危险，胖了你是不是依然还爱着我。每天同样的戏码，只是偶尔有或被得罪或被感动的情绪起伏，看客都累了。

我对爱情刚燃烧的憧憬，也往往被此打败。我疑惑爱情的本质是不是就是追鸡打狗的幼稚游戏，一个假打一个假挨，聊以撑过漫长的无聊岁月。

在人挤人人挨人，没有一点私密空间的校园待久了，的确容易让人对爱情失去信心。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恋爱的人是傲娇的。后者为了显示他们掌握了某种神秘而了不得的资源，随时随地都可以立刻入戏做生死离别状，暖风熏得情侣醉，只把校园做失乐园了，

大概是因为我没爱过，也难以体会这种亲密的身体接触。所以便理直气壮地保持着七岁女童的可笑洁癖——像小孩儿时看电影看到亲嘴镜头。当小提琴抒情婉约地奏起背景音乐时，孩子那种坐立难安的厌恶是确实的，真心觉得这种调门做作。

我快步走过情侣身边，发誓自己以后不要变得像他们那样。爱，这就是所谓爱了。我反复咀嚼着这个字眼，觉得他们都虚头八脑地爱错了。

当然，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爱情的好不足为外人道，暴露在外的形状是激情矫情和滥情，可在当事人中的版本却是再严肃不过的史诗。表面上看是批量生产的粗糙广告画，掀开看里子才知道是名家作业。

大概是我太苛刻了，嫉恶如仇，觉得人都该戒贪戒痴，觉得只有不以耍流氓和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才能称为爱。

而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身边的姑娘们纷纷谈了恋爱，剩下单身的，却全是些好姑娘们。我这样说，当然没有把自己也列在好姑娘的名单里，我指的是那些外人一看就啧啧赞叹不已的适龄少女们。

有女其姝，惊为天人，难得的是说话也爽快彪悍，总是自称“哥”，俨然雌雄同体。

有女其爽，义气玲珑。把周围人照顾得滴水不够，不过二十出头已上道得像摸打滚爬了很多年。

她们都是单身，虽然嘴上也说征婚征友，可说到底，还是舍不得自己这副好身子骨。

每次都许下宏图大愿，说要不管不顾地把自己摔出去。可自由后仰之前，还是忍不住打量了一下着陆点，嫌脏和腥气，讪讪直起身不依不靠地走下去。

    我猜，能恋起来的条件，对方必须是你无法消化的人：要么太远太神秘太硬太强，咀嚼不动；要么疼惜到舍不得下口。否则啊，恋爱只能是利己的过程吧，把对方肢解溶化，最后变成自己的营养物，哪有什么爱，只有吃饱后仰头狰狞大笑吧。

                      选自《新周刊》2011年2月 

好吧，我接了个广告，有了新的笔记本——东芝笔记本。

正好我的旧笔记本开不了机了。

http://v.tech.163.com/video/2011/3/U/Q/V6U8VD6U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