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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的博客

 
 
 

日志

 
 

可怕的大学——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2010-06-18 11:3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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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蒋方舟 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我大学入学。当时,隔壁北大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蒋方舟

 可怕的大学——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 蒋方舟 - 蒋方舟的博客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蒋方舟 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我大学入学。当时,隔壁北大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                 

                       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  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蒋方舟 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我大学入学。当时,隔壁北大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 

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蒋方舟 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我大学入学。当时,隔壁北大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我大学入学。当时,隔壁北大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 

                              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蒋方舟 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我大学入学。当时,隔壁北大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蒋方舟 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我大学入学。当时,隔壁北大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蒋方舟 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我大学入学。当时,隔壁北大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用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

 

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蒋方舟 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我大学入学。当时,隔壁北大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 推荐:本期另一篇文章: 可怕的大学——大学是间坏公司(陈漠文) 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此例句网友水舞月影 考证:“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刚才去翻了翻桌上的语文书。果然。八年级下,人教版,253页最下方。”

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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