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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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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6月01日  

2012-06-01 15:5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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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       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先生 蒋方舟文 本期有我一篇写梅贻琦先生的文章。 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国共内战时期,1949,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                  蒋方舟/文

    

    本期有我一篇写梅贻琦先生的文章。

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    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梅贻琦先生 蒋方舟文 本期有我一篇写梅贻琦先生的文章。 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国共内战时期,1949,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一个要把他们变成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国共内战时期,1949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 梅贻琦先生 蒋方舟文 本期有我一篇写梅贻琦先生的文章。 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国共内战时期,1949,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来者不善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

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

    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又红又专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

梅贻琦先生 蒋方舟文 本期有我一篇写梅贻琦先生的文章。 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国共内战时期,1949,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2012年06月01日 - 蒋方舟 - 蒋方舟的博客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 2012年06月01日 - 蒋方舟 - 蒋方舟的博客


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
2012年06月01日 - 蒋方舟 - 蒋方舟的博客 梅贻琦先生 蒋方舟文 本期有我一篇写梅贻琦先生的文章。 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国共内战时期,1949,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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