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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的博客

 
 
 

日志

 
 

年夜饭  

2013-02-09 10:0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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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弄得那么辛苦,你到时候就吃一些吧。” 我父亲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传统男人,他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年,对他来说,不是一项事业,是一种信仰。 我妈也乐得我爸主持过年大业,每年只负责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不过是零食和水果,用来招待串门的亲戚。所有的零食放在一个大的储物箱里,盖子一盖,就充当了椅子,我在家写作,就坐在这一箱子年货上,写一会儿,就忍不住伸手进去抓一把糖果或者巧克力,经常还没等到正式过年,这一箱年货,就不剩下多少了。 这些年,过年串门的习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过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老人而拼凑的团圆。 我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四个去了襄阳,三个留在随州。随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可是决定每年的年夜饭举办权,就成了争论不休的大事。因为主持年夜饭,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晚辈,像个小老鼠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看大人忙碌,自己茫然又惶恐。我最喜欢看大人包蛋饺,蛋液一勺,在锅上一摊,夹上肉馅,一挑,就成了金黄可爱的蛋饺,在水里煮着,像一只只金鱼。 过年还有一项必备的菜,就是菜饼。把荠菜切碎,拌上三鲜馅,包在轻薄透明的豆腐皮里,油煎。 小时候,我总是嫌荠菜有股野菜的腥味,长大后,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清香。 在密集的筹划和准备之后,年夜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说实话,从美味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年夜饭有多么好吃。食物都是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先秦把食物的原则定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我们家的年夜饭,就严格遵循了“冬咸”的标准。 大量的冷盘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所有这些据说吃了可以发财的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好吃。 年夜饭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姑妈又从厨房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鸡汤出来。 因为菜多,所以能吃很久。聊天的话题,总是以“忆苦思甜”开头,回忆自己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子这辈,对这种话题向来是不感兴趣的,急急把自己喂饱了就下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对于春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

,几乎是不正常的兴奋与盎然,像是驽着劲儿地对生活的一种示威和负气:要齐心戮力把日子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体面。 大年三十晚上永远是最热闹的,炮仗震天。这年过得这么热闹,不像是过给自己的,像是过给生活看的。 某一年的春节,我爷爷病逝了,饭桌上多了一副空碗筷。年夜饭前,多了一项仪式,就是对我爷爷说说话,交代一下过去一年的生活和进步。 没过两年,我奶奶也去世了,年夜饭桌上有了两副空碗筷。 老人都逝去之后,大家对于过年的热情一下子就消逝了,都变得怏怏的。不知谁先提出的:以后过年,大家就在自己家过吧,别折腾了。 于是,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兄弟姐妹,就各自团圆。再后来,我的哥哥姐姐都嫁娶到别的城市,伯伯阿姨,也就随着儿女去了外地过年。 今年,我在北京租了房子,有了暂且落脚的地方,没有那么强的漂泊感,就让父母来北京过年。我自顾自地想,一切都以“不折腾”为原则,仪式感强的东西越少越好,年过得越方便省事越好。我一心想着自己的方便,自以为摒弃了繁文缛节的聪明,直到与我爸聊天,他顾左右而言他了半天,才带着商量的口气问道:“明年,我们还是回家过年好不好?”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刻意忽略了他的失落。 为香港《明报》副刊撰稿 蒋方舟/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弄得那么辛苦,你到时候就吃一些吧。” 我父亲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传统男人,他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年,对他来说,不是一项事业,是一种信仰。 我妈也乐得我爸主持过年大业,每年只负责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不过是零食和水果,用来招待串门的亲戚。所有的零食放在一个大的储物箱里,盖子一盖,就充当了椅子,我在家写作,就坐在这一箱子年货上,写一会儿,就忍不住伸手进去抓一把糖果或者巧克力,经常还没等到正式过年,这一箱年货,就不剩下多少了。 这些年,过年串门的习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过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老人而拼凑的团圆。 我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四个去了襄阳,三个留在随州。随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可是决定每年的年夜饭举办权,就成了争论不休的大事。因为主持年夜饭,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晚辈,像个小老鼠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看大人忙碌,自己茫然又惶恐。我最喜欢看大人包蛋饺,蛋液一勺,在锅上一摊,夹上肉馅,一挑,就成了金黄可爱的蛋饺,在水里煮着,像一只只金鱼。 过年还有一项必备的菜,就是菜饼。把荠菜切碎,拌上三鲜馅,包在轻薄透明的豆腐皮里,油煎。 小时候,我总是嫌荠菜有股野菜的腥味,长大后,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清香。 在密集的筹划和准备之后,年夜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说实话,从美味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年夜饭有多么好吃。食物都是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先秦把食物的原则定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我们家的年夜饭,就严格遵循了“冬咸”的标准。 大量的冷盘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所有这些据说吃了可以发财的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好吃。 年夜饭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姑妈又从厨房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鸡汤出来。 因为菜多,所以能吃很久。聊天的话题,总是以“忆苦思甜”开头,回忆自己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子这辈,对这种话题向来是不感兴趣的,急急把自己喂饱了就下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对于春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

 

 

 

 

我十六岁离开家去外地读书,过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期待。每年到了接近过年回家的时候,所有宿舍的人几乎都会莫名其妙地大吵一架,现在想想,大概是所有人的急切期盼、近乡情怯、积攒了一年的荣耀和委屈,都挤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挤压碰撞,难免会走火。

,几乎是不正常的兴奋与盎然,像是驽着劲儿地对生活的一种示威和负气:要齐心戮力把日子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体面。 大年三十晚上永远是最热闹的,炮仗震天。这年过得这么热闹,不像是过给自己的,像是过给生活看的。 某一年的春节,我爷爷病逝了,饭桌上多了一副空碗筷。年夜饭前,多了一项仪式,就是对我爷爷说说话,交代一下过去一年的生活和进步。 没过两年,我奶奶也去世了,年夜饭桌上有了两副空碗筷。 老人都逝去之后,大家对于过年的热情一下子就消逝了,都变得怏怏的。不知谁先提出的:以后过年,大家就在自己家过吧,别折腾了。 于是,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兄弟姐妹,就各自团圆。再后来,我的哥哥姐姐都嫁娶到别的城市,伯伯阿姨,也就随着儿女去了外地过年。 今年,我在北京租了房子,有了暂且落脚的地方,没有那么强的漂泊感,就让父母来北京过年。我自顾自地想,一切都以“不折腾”为原则,仪式感强的东西越少越好,年过得越方便省事越好。我一心想着自己的方便,自以为摒弃了繁文缛节的聪明,直到与我爸聊天,他顾左右而言他了半天,才带着商量的口气问道:“明年,我们还是回家过年好不好?”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刻意忽略了他的失落。 为香港《明报》副刊撰稿

每年快回家时,给家里打电话,我妈总是羞赧又警觉地说:“我们家可小可破了,你别嫌弃哦。”她是怕我在记忆里美化了家的样子,回家会失望。

蒋方舟文 我十六岁离开家去外地读书,过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期待。每年到了接近过年回家的时候,所有宿舍的人几乎都会莫名其妙地大吵一架,现在想想,大概是所有人的急切期盼、近乡情怯、积攒了一年的荣耀和委屈,都挤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挤压碰撞,难免会走火。 每年快回家时,给家里打电话,我妈总是羞赧又警觉地说:“我们家可小可破了,你别嫌弃哦。”她是怕我在记忆里美化了家的样子,回家会失望。 怎么会?到底是家。 每年回家是个征程,大包小包地挤上公共汽车,再挤上火车。对家的期待,被回家的艰辛一点点抬得很高。 在火车站,远远就从一堆拉黑车的司机中,看到我妈接我。从远走到近,我们都在评价着彼此,我看她老了没有,她看我长高了没有。在走近的一瞬间,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迸发出对对方的评价:“你老了啊!”“你怎么长这么胖了!” 从火车站走回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这座小小的城市也难逃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旧貌改新颜的城市化进程,广场、马路、地下通道,全是新建的。可是同时,它也在城市的细节上,微妙地维持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杂乱和破败——随地丢的垃圾,延展到马路上的早点摊子,路边摊上颜色和原料都很可疑的油炸点心,这些从未消失或改变。这些脏乱差,因为是自己熟悉和亲切的,也就理所当然觉得是好的。 南方冬天阴冷,室内也没有暖气。回到家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寒意,换上棉衣棉裤,我妈往我怀里捅上一个热水袋,这样邋里邋遢、灰暗又臃肿地坐着,宛如一团惨淡的空气,方才觉得回了家。 每年开始灌香肠的时候,就揭开了过年这项神圣而庞大的运动的序幕。 用香料腌制的猪肉馅,灌进薄薄的肉皮里,再用绳子绑成一节节。我家很小,没有地方晾晒和风干,就缠绕在卫生间的管道上,耷拉得很低。有时猛一抬头,看到一串串鼓鼓的、血肉毕现的肉肠,难免会大吃一惊。 灌香肠的同时,家里开始腌鱼,我爸总是买来一条巨大的鱼,切成块,放在洗澡盆里腌制。 其实无论是香肠还是腌鱼,我都不大喜欢吃,觉得除了咸还是咸。我总是觉得这种腌制的食品,是战乱时候人们被迫背井离乡、长期逃难的产物。因为腌制得咸臭,所以也不怕腐坏,能吃很长时间。到了和平年景,这种饥饿养成的饮食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每次在家迎头撞见这些悬挂着的食物,都要宣布:“到时候过年我可不吃哦。” 我爸一副觉得我不识好歹的表情,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到底是家。

每年回家是个征程,大包小包地挤上公共汽车,再挤上火车。对家的期待,被回家的艰辛一点点抬得很高。

,几乎是不正常的兴奋与盎然,像是驽着劲儿地对生活的一种示威和负气:要齐心戮力把日子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体面。 大年三十晚上永远是最热闹的,炮仗震天。这年过得这么热闹,不像是过给自己的,像是过给生活看的。 某一年的春节,我爷爷病逝了,饭桌上多了一副空碗筷。年夜饭前,多了一项仪式,就是对我爷爷说说话,交代一下过去一年的生活和进步。 没过两年,我奶奶也去世了,年夜饭桌上有了两副空碗筷。 老人都逝去之后,大家对于过年的热情一下子就消逝了,都变得怏怏的。不知谁先提出的:以后过年,大家就在自己家过吧,别折腾了。 于是,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兄弟姐妹,就各自团圆。再后来,我的哥哥姐姐都嫁娶到别的城市,伯伯阿姨,也就随着儿女去了外地过年。 今年,我在北京租了房子,有了暂且落脚的地方,没有那么强的漂泊感,就让父母来北京过年。我自顾自地想,一切都以“不折腾”为原则,仪式感强的东西越少越好,年过得越方便省事越好。我一心想着自己的方便,自以为摒弃了繁文缛节的聪明,直到与我爸聊天,他顾左右而言他了半天,才带着商量的口气问道:“明年,我们还是回家过年好不好?”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刻意忽略了他的失落。 为香港《明报》副刊撰稿

在火车站,远远就从一堆拉黑车的司机中,看到我妈接我。从远走到近,我们都在评价着彼此,我看她老了没有,她看我长高了没有。在走近的一瞬间,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迸发出对对方的评价:“你老了啊!”“你怎么长这么胖了!”

从火车站走回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这座小小的城市也难逃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旧貌改新颜的城市化进程,广场、马路、地下通道,全是新建的。可是同时,它也在城市的细节上,微妙地维持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杂乱和破败——随地丢的垃圾,延展到马路上的早点摊子,路边摊上颜色和原料都很可疑的油炸点心,这些从未消失或改变。这些脏乱差,因为是自己熟悉和亲切的,也就理所当然觉得是好的。

南方冬天阴冷,室内也没有暖气。回到家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寒意,换上棉衣棉裤,我妈往我怀里捅上一个热水袋,这样邋里邋遢、灰暗又臃肿地坐着,宛如一团惨淡的空气,方才觉得回了家。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弄得那么辛苦,你到时候就吃一些吧。” 我父亲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传统男人,他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年,对他来说,不是一项事业,是一种信仰。 我妈也乐得我爸主持过年大业,每年只负责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不过是零食和水果,用来招待串门的亲戚。所有的零食放在一个大的储物箱里,盖子一盖,就充当了椅子,我在家写作,就坐在这一箱子年货上,写一会儿,就忍不住伸手进去抓一把糖果或者巧克力,经常还没等到正式过年,这一箱年货,就不剩下多少了。 这些年,过年串门的习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过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老人而拼凑的团圆。 我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四个去了襄阳,三个留在随州。随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可是决定每年的年夜饭举办权,就成了争论不休的大事。因为主持年夜饭,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晚辈,像个小老鼠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看大人忙碌,自己茫然又惶恐。我最喜欢看大人包蛋饺,蛋液一勺,在锅上一摊,夹上肉馅,一挑,就成了金黄可爱的蛋饺,在水里煮着,像一只只金鱼。 过年还有一项必备的菜,就是菜饼。把荠菜切碎,拌上三鲜馅,包在轻薄透明的豆腐皮里,油煎。 小时候,我总是嫌荠菜有股野菜的腥味,长大后,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清香。 在密集的筹划和准备之后,年夜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说实话,从美味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年夜饭有多么好吃。食物都是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先秦把食物的原则定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我们家的年夜饭,就严格遵循了“冬咸”的标准。 大量的冷盘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所有这些据说吃了可以发财的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好吃。 年夜饭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姑妈又从厨房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鸡汤出来。 因为菜多,所以能吃很久。聊天的话题,总是以“忆苦思甜”开头,回忆自己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子这辈,对这种话题向来是不感兴趣的,急急把自己喂饱了就下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对于春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

每年开始灌香肠的时候,就揭开了过年这项神圣而庞大的运动的序幕。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弄得那么辛苦,你到时候就吃一些吧。” 我父亲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传统男人,他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年,对他来说,不是一项事业,是一种信仰。 我妈也乐得我爸主持过年大业,每年只负责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不过是零食和水果,用来招待串门的亲戚。所有的零食放在一个大的储物箱里,盖子一盖,就充当了椅子,我在家写作,就坐在这一箱子年货上,写一会儿,就忍不住伸手进去抓一把糖果或者巧克力,经常还没等到正式过年,这一箱年货,就不剩下多少了。 这些年,过年串门的习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过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老人而拼凑的团圆。 我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四个去了襄阳,三个留在随州。随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可是决定每年的年夜饭举办权,就成了争论不休的大事。因为主持年夜饭,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晚辈,像个小老鼠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看大人忙碌,自己茫然又惶恐。我最喜欢看大人包蛋饺,蛋液一勺,在锅上一摊,夹上肉馅,一挑,就成了金黄可爱的蛋饺,在水里煮着,像一只只金鱼。 过年还有一项必备的菜,就是菜饼。把荠菜切碎,拌上三鲜馅,包在轻薄透明的豆腐皮里,油煎。 小时候,我总是嫌荠菜有股野菜的腥味,长大后,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清香。 在密集的筹划和准备之后,年夜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说实话,从美味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年夜饭有多么好吃。食物都是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先秦把食物的原则定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我们家的年夜饭,就严格遵循了“冬咸”的标准。 大量的冷盘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所有这些据说吃了可以发财的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好吃。 年夜饭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姑妈又从厨房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鸡汤出来。 因为菜多,所以能吃很久。聊天的话题,总是以“忆苦思甜”开头,回忆自己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子这辈,对这种话题向来是不感兴趣的,急急把自己喂饱了就下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对于春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用香料腌制的猪肉馅,灌进薄薄的肉皮里,再用绳子绑成一节节。我家很小,没有地方晾晒和风干,就缠绕在卫生间的管道上,耷拉得很低。有时猛一抬头,看到一串串鼓鼓的、血肉毕现的肉肠,难免会大吃一惊。

灌香肠的同时,家里开始腌鱼,我爸总是买来一条巨大的鱼,切成块,放在洗澡盆里腌制。

其实无论是香肠还是腌鱼,我都不大喜欢吃,觉得除了咸还是咸。我总是觉得这种腌制的食品,是战乱时候人们被迫背井离乡、长期逃难的产物。因为腌制得咸臭,所以也不怕腐坏,能吃很长时间。到了和平年景,这种饥饿养成的饮食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每次在家迎头撞见这些悬挂着的食物,都要宣布:“到时候过年我可不吃哦。”

我爸一副觉得我不识好歹的表情,说:“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弄得那么辛苦,你到时候就吃一些吧。”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弄得那么辛苦,你到时候就吃一些吧。” 我父亲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传统男人,他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年,对他来说,不是一项事业,是一种信仰。 我妈也乐得我爸主持过年大业,每年只负责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不过是零食和水果,用来招待串门的亲戚。所有的零食放在一个大的储物箱里,盖子一盖,就充当了椅子,我在家写作,就坐在这一箱子年货上,写一会儿,就忍不住伸手进去抓一把糖果或者巧克力,经常还没等到正式过年,这一箱年货,就不剩下多少了。 这些年,过年串门的习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过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老人而拼凑的团圆。 我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四个去了襄阳,三个留在随州。随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可是决定每年的年夜饭举办权,就成了争论不休的大事。因为主持年夜饭,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晚辈,像个小老鼠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看大人忙碌,自己茫然又惶恐。我最喜欢看大人包蛋饺,蛋液一勺,在锅上一摊,夹上肉馅,一挑,就成了金黄可爱的蛋饺,在水里煮着,像一只只金鱼。 过年还有一项必备的菜,就是菜饼。把荠菜切碎,拌上三鲜馅,包在轻薄透明的豆腐皮里,油煎。 小时候,我总是嫌荠菜有股野菜的腥味,长大后,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清香。 在密集的筹划和准备之后,年夜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说实话,从美味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年夜饭有多么好吃。食物都是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先秦把食物的原则定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我们家的年夜饭,就严格遵循了“冬咸”的标准。 大量的冷盘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所有这些据说吃了可以发财的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好吃。 年夜饭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姑妈又从厨房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鸡汤出来。 因为菜多,所以能吃很久。聊天的话题,总是以“忆苦思甜”开头,回忆自己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子这辈,对这种话题向来是不感兴趣的,急急把自己喂饱了就下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对于春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

    我父亲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传统男人,他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弄得那么辛苦,你到时候就吃一些吧。” 我父亲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传统男人,他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年,对他来说,不是一项事业,是一种信仰。 我妈也乐得我爸主持过年大业,每年只负责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不过是零食和水果,用来招待串门的亲戚。所有的零食放在一个大的储物箱里,盖子一盖,就充当了椅子,我在家写作,就坐在这一箱子年货上,写一会儿,就忍不住伸手进去抓一把糖果或者巧克力,经常还没等到正式过年,这一箱年货,就不剩下多少了。 这些年,过年串门的习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过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老人而拼凑的团圆。 我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四个去了襄阳,三个留在随州。随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可是决定每年的年夜饭举办权,就成了争论不休的大事。因为主持年夜饭,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晚辈,像个小老鼠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看大人忙碌,自己茫然又惶恐。我最喜欢看大人包蛋饺,蛋液一勺,在锅上一摊,夹上肉馅,一挑,就成了金黄可爱的蛋饺,在水里煮着,像一只只金鱼。 过年还有一项必备的菜,就是菜饼。把荠菜切碎,拌上三鲜馅,包在轻薄透明的豆腐皮里,油煎。 小时候,我总是嫌荠菜有股野菜的腥味,长大后,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清香。 在密集的筹划和准备之后,年夜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说实话,从美味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年夜饭有多么好吃。食物都是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先秦把食物的原则定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我们家的年夜饭,就严格遵循了“冬咸”的标准。 大量的冷盘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所有这些据说吃了可以发财的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好吃。 年夜饭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姑妈又从厨房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鸡汤出来。 因为菜多,所以能吃很久。聊天的话题,总是以“忆苦思甜”开头,回忆自己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子这辈,对这种话题向来是不感兴趣的,急急把自己喂饱了就下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对于春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过年,对他来说,不是一项事业,是一种信仰。

蒋方舟文 我十六岁离开家去外地读书,过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期待。每年到了接近过年回家的时候,所有宿舍的人几乎都会莫名其妙地大吵一架,现在想想,大概是所有人的急切期盼、近乡情怯、积攒了一年的荣耀和委屈,都挤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挤压碰撞,难免会走火。 每年快回家时,给家里打电话,我妈总是羞赧又警觉地说:“我们家可小可破了,你别嫌弃哦。”她是怕我在记忆里美化了家的样子,回家会失望。 怎么会?到底是家。 每年回家是个征程,大包小包地挤上公共汽车,再挤上火车。对家的期待,被回家的艰辛一点点抬得很高。 在火车站,远远就从一堆拉黑车的司机中,看到我妈接我。从远走到近,我们都在评价着彼此,我看她老了没有,她看我长高了没有。在走近的一瞬间,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迸发出对对方的评价:“你老了啊!”“你怎么长这么胖了!” 从火车站走回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这座小小的城市也难逃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旧貌改新颜的城市化进程,广场、马路、地下通道,全是新建的。可是同时,它也在城市的细节上,微妙地维持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杂乱和破败——随地丢的垃圾,延展到马路上的早点摊子,路边摊上颜色和原料都很可疑的油炸点心,这些从未消失或改变。这些脏乱差,因为是自己熟悉和亲切的,也就理所当然觉得是好的。 南方冬天阴冷,室内也没有暖气。回到家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寒意,换上棉衣棉裤,我妈往我怀里捅上一个热水袋,这样邋里邋遢、灰暗又臃肿地坐着,宛如一团惨淡的空气,方才觉得回了家。 每年开始灌香肠的时候,就揭开了过年这项神圣而庞大的运动的序幕。 用香料腌制的猪肉馅,灌进薄薄的肉皮里,再用绳子绑成一节节。我家很小,没有地方晾晒和风干,就缠绕在卫生间的管道上,耷拉得很低。有时猛一抬头,看到一串串鼓鼓的、血肉毕现的肉肠,难免会大吃一惊。 灌香肠的同时,家里开始腌鱼,我爸总是买来一条巨大的鱼,切成块,放在洗澡盆里腌制。 其实无论是香肠还是腌鱼,我都不大喜欢吃,觉得除了咸还是咸。我总是觉得这种腌制的食品,是战乱时候人们被迫背井离乡、长期逃难的产物。因为腌制得咸臭,所以也不怕腐坏,能吃很长时间。到了和平年景,这种饥饿养成的饮食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每次在家迎头撞见这些悬挂着的食物,都要宣布:“到时候过年我可不吃哦。” 我爸一副觉得我不识好歹的表情,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妈也乐得我爸主持过年大业,每年只负责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不过是零食和水果,用来招待串门的亲戚。所有的零食放在一个大的储物箱里,盖子一盖,就充当了椅子,我在家写作,就坐在这一箱子年货上,写一会儿,就忍不住伸手进去抓一把糖果或者巧克力,经常还没等到正式过年,这一箱年货,就不剩下多少了。

这些年,过年串门的习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过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老人而拼凑的团圆。

我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四个去了襄阳,三个留在随州。随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可是决定每年的年夜饭举办权,就成了争论不休的大事。因为主持年夜饭,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晚辈,像个小老鼠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看大人忙碌,自己茫然又惶恐。我最喜欢看大人包蛋饺,蛋液一勺,在锅上一摊,夹上肉馅,一挑,就成了金黄可爱的蛋饺,在水里煮着,像一只只金鱼。

过年还有一项必备的菜,就是菜饼。把荠菜切碎,拌上三鲜馅,包在轻薄透明的豆腐皮里,油煎。

,几乎是不正常的兴奋与盎然,像是驽着劲儿地对生活的一种示威和负气:要齐心戮力把日子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体面。 大年三十晚上永远是最热闹的,炮仗震天。这年过得这么热闹,不像是过给自己的,像是过给生活看的。 某一年的春节,我爷爷病逝了,饭桌上多了一副空碗筷。年夜饭前,多了一项仪式,就是对我爷爷说说话,交代一下过去一年的生活和进步。 没过两年,我奶奶也去世了,年夜饭桌上有了两副空碗筷。 老人都逝去之后,大家对于过年的热情一下子就消逝了,都变得怏怏的。不知谁先提出的:以后过年,大家就在自己家过吧,别折腾了。 于是,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兄弟姐妹,就各自团圆。再后来,我的哥哥姐姐都嫁娶到别的城市,伯伯阿姨,也就随着儿女去了外地过年。 今年,我在北京租了房子,有了暂且落脚的地方,没有那么强的漂泊感,就让父母来北京过年。我自顾自地想,一切都以“不折腾”为原则,仪式感强的东西越少越好,年过得越方便省事越好。我一心想着自己的方便,自以为摒弃了繁文缛节的聪明,直到与我爸聊天,他顾左右而言他了半天,才带着商量的口气问道:“明年,我们还是回家过年好不好?”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刻意忽略了他的失落。 为香港《明报》副刊撰稿

小时候,我总是嫌荠菜有股野菜的腥味,长大后,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清香。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弄得那么辛苦,你到时候就吃一些吧。” 我父亲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传统男人,他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年,对他来说,不是一项事业,是一种信仰。 我妈也乐得我爸主持过年大业,每年只负责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不过是零食和水果,用来招待串门的亲戚。所有的零食放在一个大的储物箱里,盖子一盖,就充当了椅子,我在家写作,就坐在这一箱子年货上,写一会儿,就忍不住伸手进去抓一把糖果或者巧克力,经常还没等到正式过年,这一箱年货,就不剩下多少了。 这些年,过年串门的习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过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老人而拼凑的团圆。 我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四个去了襄阳,三个留在随州。随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可是决定每年的年夜饭举办权,就成了争论不休的大事。因为主持年夜饭,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晚辈,像个小老鼠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看大人忙碌,自己茫然又惶恐。我最喜欢看大人包蛋饺,蛋液一勺,在锅上一摊,夹上肉馅,一挑,就成了金黄可爱的蛋饺,在水里煮着,像一只只金鱼。 过年还有一项必备的菜,就是菜饼。把荠菜切碎,拌上三鲜馅,包在轻薄透明的豆腐皮里,油煎。 小时候,我总是嫌荠菜有股野菜的腥味,长大后,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清香。 在密集的筹划和准备之后,年夜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说实话,从美味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年夜饭有多么好吃。食物都是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先秦把食物的原则定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我们家的年夜饭,就严格遵循了“冬咸”的标准。 大量的冷盘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所有这些据说吃了可以发财的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好吃。 年夜饭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姑妈又从厨房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鸡汤出来。 因为菜多,所以能吃很久。聊天的话题,总是以“忆苦思甜”开头,回忆自己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子这辈,对这种话题向来是不感兴趣的,急急把自己喂饱了就下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对于春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在密集的筹划和准备之后,年夜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说实话,从美味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年夜饭有多么好吃。食物都是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先秦把食物的原则定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我们家的年夜饭,就严格遵循了“冬咸”的标准。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弄得那么辛苦,你到时候就吃一些吧。” 我父亲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传统男人,他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年,对他来说,不是一项事业,是一种信仰。 我妈也乐得我爸主持过年大业,每年只负责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不过是零食和水果,用来招待串门的亲戚。所有的零食放在一个大的储物箱里,盖子一盖,就充当了椅子,我在家写作,就坐在这一箱子年货上,写一会儿,就忍不住伸手进去抓一把糖果或者巧克力,经常还没等到正式过年,这一箱年货,就不剩下多少了。 这些年,过年串门的习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过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老人而拼凑的团圆。 我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四个去了襄阳,三个留在随州。随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可是决定每年的年夜饭举办权,就成了争论不休的大事。因为主持年夜饭,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晚辈,像个小老鼠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看大人忙碌,自己茫然又惶恐。我最喜欢看大人包蛋饺,蛋液一勺,在锅上一摊,夹上肉馅,一挑,就成了金黄可爱的蛋饺,在水里煮着,像一只只金鱼。 过年还有一项必备的菜,就是菜饼。把荠菜切碎,拌上三鲜馅,包在轻薄透明的豆腐皮里,油煎。 小时候,我总是嫌荠菜有股野菜的腥味,长大后,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清香。 在密集的筹划和准备之后,年夜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说实话,从美味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年夜饭有多么好吃。食物都是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先秦把食物的原则定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我们家的年夜饭,就严格遵循了“冬咸”的标准。 大量的冷盘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所有这些据说吃了可以发财的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好吃。 年夜饭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姑妈又从厨房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鸡汤出来。 因为菜多,所以能吃很久。聊天的话题,总是以“忆苦思甜”开头,回忆自己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子这辈,对这种话题向来是不感兴趣的,急急把自己喂饱了就下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对于春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

    大量的冷盘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所有这些据说吃了可以发财的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好吃。

年夜饭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姑妈又从厨房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鸡汤出来。

因为菜多,所以能吃很久。聊天的话题,总是以“忆苦思甜”开头,回忆自己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子这辈,对这种话题向来是不感兴趣的,急急把自己喂饱了就下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对于春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几乎是不正常的兴奋与盎然,像是驽着劲儿地对生活的一种示威和负气:要齐心戮力把日子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体面。

蒋方舟文 我十六岁离开家去外地读书,过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期待。每年到了接近过年回家的时候,所有宿舍的人几乎都会莫名其妙地大吵一架,现在想想,大概是所有人的急切期盼、近乡情怯、积攒了一年的荣耀和委屈,都挤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挤压碰撞,难免会走火。 每年快回家时,给家里打电话,我妈总是羞赧又警觉地说:“我们家可小可破了,你别嫌弃哦。”她是怕我在记忆里美化了家的样子,回家会失望。 怎么会?到底是家。 每年回家是个征程,大包小包地挤上公共汽车,再挤上火车。对家的期待,被回家的艰辛一点点抬得很高。 在火车站,远远就从一堆拉黑车的司机中,看到我妈接我。从远走到近,我们都在评价着彼此,我看她老了没有,她看我长高了没有。在走近的一瞬间,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迸发出对对方的评价:“你老了啊!”“你怎么长这么胖了!” 从火车站走回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这座小小的城市也难逃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旧貌改新颜的城市化进程,广场、马路、地下通道,全是新建的。可是同时,它也在城市的细节上,微妙地维持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杂乱和破败——随地丢的垃圾,延展到马路上的早点摊子,路边摊上颜色和原料都很可疑的油炸点心,这些从未消失或改变。这些脏乱差,因为是自己熟悉和亲切的,也就理所当然觉得是好的。 南方冬天阴冷,室内也没有暖气。回到家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寒意,换上棉衣棉裤,我妈往我怀里捅上一个热水袋,这样邋里邋遢、灰暗又臃肿地坐着,宛如一团惨淡的空气,方才觉得回了家。 每年开始灌香肠的时候,就揭开了过年这项神圣而庞大的运动的序幕。 用香料腌制的猪肉馅,灌进薄薄的肉皮里,再用绳子绑成一节节。我家很小,没有地方晾晒和风干,就缠绕在卫生间的管道上,耷拉得很低。有时猛一抬头,看到一串串鼓鼓的、血肉毕现的肉肠,难免会大吃一惊。 灌香肠的同时,家里开始腌鱼,我爸总是买来一条巨大的鱼,切成块,放在洗澡盆里腌制。 其实无论是香肠还是腌鱼,我都不大喜欢吃,觉得除了咸还是咸。我总是觉得这种腌制的食品,是战乱时候人们被迫背井离乡、长期逃难的产物。因为腌制得咸臭,所以也不怕腐坏,能吃很长时间。到了和平年景,这种饥饿养成的饮食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每次在家迎头撞见这些悬挂着的食物,都要宣布:“到时候过年我可不吃哦。” 我爸一副觉得我不识好歹的表情,说:“这么好吃的东西!”大年三十晚上永远是最热闹的,炮仗震天。这年过得这么热闹,不像是过给自己的,像是过给生活看的。

某一年的春节,我爷爷病逝了,饭桌上多了一副空碗筷。年夜饭前,多了一项仪式,就是对我爷爷说说话,交代一下过去一年的生活和进步。

没过两年,我奶奶也去世了,年夜饭桌上有了两副空碗筷。

,几乎是不正常的兴奋与盎然,像是驽着劲儿地对生活的一种示威和负气:要齐心戮力把日子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体面。 大年三十晚上永远是最热闹的,炮仗震天。这年过得这么热闹,不像是过给自己的,像是过给生活看的。 某一年的春节,我爷爷病逝了,饭桌上多了一副空碗筷。年夜饭前,多了一项仪式,就是对我爷爷说说话,交代一下过去一年的生活和进步。 没过两年,我奶奶也去世了,年夜饭桌上有了两副空碗筷。 老人都逝去之后,大家对于过年的热情一下子就消逝了,都变得怏怏的。不知谁先提出的:以后过年,大家就在自己家过吧,别折腾了。 于是,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兄弟姐妹,就各自团圆。再后来,我的哥哥姐姐都嫁娶到别的城市,伯伯阿姨,也就随着儿女去了外地过年。 今年,我在北京租了房子,有了暂且落脚的地方,没有那么强的漂泊感,就让父母来北京过年。我自顾自地想,一切都以“不折腾”为原则,仪式感强的东西越少越好,年过得越方便省事越好。我一心想着自己的方便,自以为摒弃了繁文缛节的聪明,直到与我爸聊天,他顾左右而言他了半天,才带着商量的口气问道:“明年,我们还是回家过年好不好?”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刻意忽略了他的失落。 为香港《明报》副刊撰稿 老人都逝去之后,大家对于过年的热情一下子就消逝了,都变得怏怏的。不知谁先提出的:以后过年,大家就在自己家过吧,别折腾了。

于是,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兄弟姐妹,就各自团圆。再后来,我的哥哥姐姐都嫁娶到别的城市,伯伯阿姨,也就随着儿女去了外地过年。

蒋方舟文 我十六岁离开家去外地读书,过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期待。每年到了接近过年回家的时候,所有宿舍的人几乎都会莫名其妙地大吵一架,现在想想,大概是所有人的急切期盼、近乡情怯、积攒了一年的荣耀和委屈,都挤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挤压碰撞,难免会走火。 每年快回家时,给家里打电话,我妈总是羞赧又警觉地说:“我们家可小可破了,你别嫌弃哦。”她是怕我在记忆里美化了家的样子,回家会失望。 怎么会?到底是家。 每年回家是个征程,大包小包地挤上公共汽车,再挤上火车。对家的期待,被回家的艰辛一点点抬得很高。 在火车站,远远就从一堆拉黑车的司机中,看到我妈接我。从远走到近,我们都在评价着彼此,我看她老了没有,她看我长高了没有。在走近的一瞬间,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迸发出对对方的评价:“你老了啊!”“你怎么长这么胖了!” 从火车站走回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这座小小的城市也难逃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旧貌改新颜的城市化进程,广场、马路、地下通道,全是新建的。可是同时,它也在城市的细节上,微妙地维持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杂乱和破败——随地丢的垃圾,延展到马路上的早点摊子,路边摊上颜色和原料都很可疑的油炸点心,这些从未消失或改变。这些脏乱差,因为是自己熟悉和亲切的,也就理所当然觉得是好的。 南方冬天阴冷,室内也没有暖气。回到家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寒意,换上棉衣棉裤,我妈往我怀里捅上一个热水袋,这样邋里邋遢、灰暗又臃肿地坐着,宛如一团惨淡的空气,方才觉得回了家。 每年开始灌香肠的时候,就揭开了过年这项神圣而庞大的运动的序幕。 用香料腌制的猪肉馅,灌进薄薄的肉皮里,再用绳子绑成一节节。我家很小,没有地方晾晒和风干,就缠绕在卫生间的管道上,耷拉得很低。有时猛一抬头,看到一串串鼓鼓的、血肉毕现的肉肠,难免会大吃一惊。 灌香肠的同时,家里开始腌鱼,我爸总是买来一条巨大的鱼,切成块,放在洗澡盆里腌制。 其实无论是香肠还是腌鱼,我都不大喜欢吃,觉得除了咸还是咸。我总是觉得这种腌制的食品,是战乱时候人们被迫背井离乡、长期逃难的产物。因为腌制得咸臭,所以也不怕腐坏,能吃很长时间。到了和平年景,这种饥饿养成的饮食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每次在家迎头撞见这些悬挂着的食物,都要宣布:“到时候过年我可不吃哦。” 我爸一副觉得我不识好歹的表情,说:“这么好吃的东西!”

今年,我在北京租了房子,有了暂且落脚的地方,没有那么强的漂泊感,就让父母来北京过年。我自顾自地想,一切都以“不折腾”为原则,仪式感强的东西越少越好,年过得越方便省事越好。我一心想着自己的方便,自以为摒弃了繁文缛节的聪明,直到与我爸聊天,他顾左右而言他了半天,才带着商量的口气问道:“明年,我们还是回家过年好不好?”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刻意忽略了他的失落。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弄得那么辛苦,你到时候就吃一些吧。” 我父亲是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传统男人,他把亲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年,对他来说,不是一项事业,是一种信仰。 我妈也乐得我爸主持过年大业,每年只负责置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不过是零食和水果,用来招待串门的亲戚。所有的零食放在一个大的储物箱里,盖子一盖,就充当了椅子,我在家写作,就坐在这一箱子年货上,写一会儿,就忍不住伸手进去抓一把糖果或者巧克力,经常还没等到正式过年,这一箱年货,就不剩下多少了。 这些年,过年串门的习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过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了老人而拼凑的团圆。 我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四个去了襄阳,三个留在随州。随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火车不过一个半小时,可是决定每年的年夜饭举办权,就成了争论不休的大事。因为主持年夜饭,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晚辈,像个小老鼠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看大人忙碌,自己茫然又惶恐。我最喜欢看大人包蛋饺,蛋液一勺,在锅上一摊,夹上肉馅,一挑,就成了金黄可爱的蛋饺,在水里煮着,像一只只金鱼。 过年还有一项必备的菜,就是菜饼。把荠菜切碎,拌上三鲜馅,包在轻薄透明的豆腐皮里,油煎。 小时候,我总是嫌荠菜有股野菜的腥味,长大后,忽然喜欢上了这种清香。 在密集的筹划和准备之后,年夜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说实话,从美味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年夜饭有多么好吃。食物都是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先秦把食物的原则定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我们家的年夜饭,就严格遵循了“冬咸”的标准。 大量的冷盘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所有这些据说吃了可以发财的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好吃。 年夜饭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姑妈又从厨房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鸡汤出来。 因为菜多,所以能吃很久。聊天的话题,总是以“忆苦思甜”开头,回忆自己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子这辈,对这种话题向来是不感兴趣的,急急把自己喂饱了就下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对于春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

                                     为香港《明报》副刊撰稿

 

蒋方舟文 我十六岁离开家去外地读书,过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期待。每年到了接近过年回家的时候,所有宿舍的人几乎都会莫名其妙地大吵一架,现在想想,大概是所有人的急切期盼、近乡情怯、积攒了一年的荣耀和委屈,都挤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挤压碰撞,难免会走火。 每年快回家时,给家里打电话,我妈总是羞赧又警觉地说:“我们家可小可破了,你别嫌弃哦。”她是怕我在记忆里美化了家的样子,回家会失望。 怎么会?到底是家。 每年回家是个征程,大包小包地挤上公共汽车,再挤上火车。对家的期待,被回家的艰辛一点点抬得很高。 在火车站,远远就从一堆拉黑车的司机中,看到我妈接我。从远走到近,我们都在评价着彼此,我看她老了没有,她看我长高了没有。在走近的一瞬间,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迸发出对对方的评价:“你老了啊!”“你怎么长这么胖了!” 从火车站走回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这座小小的城市也难逃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旧貌改新颜的城市化进程,广场、马路、地下通道,全是新建的。可是同时,它也在城市的细节上,微妙地维持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杂乱和破败——随地丢的垃圾,延展到马路上的早点摊子,路边摊上颜色和原料都很可疑的油炸点心,这些从未消失或改变。这些脏乱差,因为是自己熟悉和亲切的,也就理所当然觉得是好的。 南方冬天阴冷,室内也没有暖气。回到家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寒意,换上棉衣棉裤,我妈往我怀里捅上一个热水袋,这样邋里邋遢、灰暗又臃肿地坐着,宛如一团惨淡的空气,方才觉得回了家。 每年开始灌香肠的时候,就揭开了过年这项神圣而庞大的运动的序幕。 用香料腌制的猪肉馅,灌进薄薄的肉皮里,再用绳子绑成一节节。我家很小,没有地方晾晒和风干,就缠绕在卫生间的管道上,耷拉得很低。有时猛一抬头,看到一串串鼓鼓的、血肉毕现的肉肠,难免会大吃一惊。 灌香肠的同时,家里开始腌鱼,我爸总是买来一条巨大的鱼,切成块,放在洗澡盆里腌制。 其实无论是香肠还是腌鱼,我都不大喜欢吃,觉得除了咸还是咸。我总是觉得这种腌制的食品,是战乱时候人们被迫背井离乡、长期逃难的产物。因为腌制得咸臭,所以也不怕腐坏,能吃很长时间。到了和平年景,这种饥饿养成的饮食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每次在家迎头撞见这些悬挂着的食物,都要宣布:“到时候过年我可不吃哦。” 我爸一副觉得我不识好歹的表情,说:“这么好吃的东西!”

 

 

 

蒋方舟文 我十六岁离开家去外地读书,过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期待。每年到了接近过年回家的时候,所有宿舍的人几乎都会莫名其妙地大吵一架,现在想想,大概是所有人的急切期盼、近乡情怯、积攒了一年的荣耀和委屈,都挤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挤压碰撞,难免会走火。 每年快回家时,给家里打电话,我妈总是羞赧又警觉地说:“我们家可小可破了,你别嫌弃哦。”她是怕我在记忆里美化了家的样子,回家会失望。 怎么会?到底是家。 每年回家是个征程,大包小包地挤上公共汽车,再挤上火车。对家的期待,被回家的艰辛一点点抬得很高。 在火车站,远远就从一堆拉黑车的司机中,看到我妈接我。从远走到近,我们都在评价着彼此,我看她老了没有,她看我长高了没有。在走近的一瞬间,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迸发出对对方的评价:“你老了啊!”“你怎么长这么胖了!” 从火车站走回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这座小小的城市也难逃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旧貌改新颜的城市化进程,广场、马路、地下通道,全是新建的。可是同时,它也在城市的细节上,微妙地维持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杂乱和破败——随地丢的垃圾,延展到马路上的早点摊子,路边摊上颜色和原料都很可疑的油炸点心,这些从未消失或改变。这些脏乱差,因为是自己熟悉和亲切的,也就理所当然觉得是好的。 南方冬天阴冷,室内也没有暖气。回到家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寒意,换上棉衣棉裤,我妈往我怀里捅上一个热水袋,这样邋里邋遢、灰暗又臃肿地坐着,宛如一团惨淡的空气,方才觉得回了家。 每年开始灌香肠的时候,就揭开了过年这项神圣而庞大的运动的序幕。 用香料腌制的猪肉馅,灌进薄薄的肉皮里,再用绳子绑成一节节。我家很小,没有地方晾晒和风干,就缠绕在卫生间的管道上,耷拉得很低。有时猛一抬头,看到一串串鼓鼓的、血肉毕现的肉肠,难免会大吃一惊。 灌香肠的同时,家里开始腌鱼,我爸总是买来一条巨大的鱼,切成块,放在洗澡盆里腌制。 其实无论是香肠还是腌鱼,我都不大喜欢吃,觉得除了咸还是咸。我总是觉得这种腌制的食品,是战乱时候人们被迫背井离乡、长期逃难的产物。因为腌制得咸臭,所以也不怕腐坏,能吃很长时间。到了和平年景,这种饥饿养成的饮食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每次在家迎头撞见这些悬挂着的食物,都要宣布:“到时候过年我可不吃哦。” 我爸一副觉得我不识好歹的表情,说:“这么好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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